民主政治制度是"一切權利歸屬人民"的政體，它被看作與專制制度相對立的國家政權組織形式。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政治哲學的選修課論文的相關資料，歡迎閱讀!
美國著名學者列奧·施特勞斯認為，"如果人們把獲得美好的生活和健全的社會的知識作為他們的明確目標，政治哲學也就應運而生了。我們把對于這種目的性的追求稱之為政治哲學，意義在于它構成了一個更大的整體的一部分，即哲學的一部分。"①因此，政治哲學最根本的問題在于對"權力"以及"權力"所引發的政治現象的反思，其中所探討的自由、民主、平等、正義等諸多主題也多由權力而引發。我國廉政建設建設在政治哲學上的基本訴求是對廉政建設"應然"的指引，中心關切乃是構造和確定公共權力執行者的行為規范。
一、廉政建設的最高目標在于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認為，公社的性質"就是帝國的直接對立物。"它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斗爭的結果，是終于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公社的目的是要剝奪剝奪者，將過去用來奴役和剝削勞動者的工具由私人所有變為集體所有，通過長期發展過程，并"經過一系列把環境和人都完全改變的歷史過程。"最終實現共產主義。
廉政建設是以"人"為根本，把握"人"的思想變化軌跡，考察"人"的行為特征，規范"人"的公共行為，維護"人"的根本利益。廉政建設把人看作最積極、最能動的要素，教育公職人員正視自己的職責，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廉政建設的目的是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因為腐敗危害的最終承擔者是人民群眾，腐敗的損失最終由人民群眾"買單"。廣大的人民群眾，從開始到現在、從現在去將來，都是政治生活的最根本要素。我國的廉政建設就是要立足于人民群眾、回歸到人民群眾，把人民群眾的呼聲作為第一信號，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切實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保證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使人民群眾得到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然而，目標的實現依賴廉政建設的合理合法進行，為實現這一最高目標，必須透徹認識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以對其有度邁進。馬克思認為自由是人的"類本質"，"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它使革命隊伍失掉嚴密的組織和紀律，政策不能貫徹到底，黨的組織和黨所領導的群眾發生隔離。這是一種嚴重的惡劣傾向"。只有有效地把握自由的"度"，才不至于陷入腐敗深淵，才能實現廉政建設。這種類本質，即人的自由的自覺的活動需要廉政建設作為保證。腐敗跨越了自由的度，是一種"泛自由"，公職人員利用權力采用非法手段將社會資源占為己有的行為是為所欲為的"泛自由"，是在侵犯他人的自由基礎上獲取的，是赤裸裸的掠奪，是"一種腐蝕劑，使團結渙散，關系松懈，工作消極，意見分歧。它使革命隊伍失掉嚴密的組織和紀律，政策不能貫徹到底，黨的組織和黨所領導的群眾發生隔離。這是一種嚴重的惡劣傾向"。只有有效地把握自由的"度"，才不至于陷入腐敗深淵，才能實現廉政建設。廉政建設的自由是法律的自由，自由以法律為前提，自由的限度必須是在法律所規定的范圍內，法律規定著自由的"度"。"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如果一個公民能夠去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為其他的人也同樣會有這個權利"②。
二、廉政建設的內容范疇要依靠民主政治制度的健全完善
民主政治制度是"一切權利歸屬人民"的政體，它被看作與專制制度相對立的國家政權組織形式。廉政的制度基礎在于民主政治制度，政府的任何一項權利都是人民所給予的，政治活動的起因與目的都是為了發展和保障人民的各項權利和利益。將政治活動清正廉潔的展開符合民主的本意、服從民主政治制度的要求。列寧指出："民主意味著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利。"因而，作為一種公正意義的保障--廉政制度，確保了人民在國家和社會中的主體地位，集中表達了人民的意愿，且服務于人民。廉政的民主政治制度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廉政的民主政治制度保證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把自己的一部分權力讓渡出來而組成的國家權力，國家主權始終為人民所有，國家和政府本身并不擁有權力，因而可以說，廉政的載體公共權力是由人民所賦予的，廉潔奉公即是對人民負責，以人民群眾的需求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簡而言之，凡是有益于人民群眾利益的政治活動都將是廉政所倡導的。馬克思明確指出："人民的主權不是從國王的主權中派生出來的。相反的，國王的主權倒是以人民的主權為基礎的。"當然，政策的有效實施、國家的快速發展，需要集中優勢力量、統一所需的一切權力，這里的權力很自然的將傾斜為絕對權力，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蘇共滅亡的根源即是缺少了對權力的監督和腐化的制約。有效的開展廉政勢必要將權力相互分離與相互制約聯系起來，在保證國家政治事務有效進行的前提下，以一種健康積極的權力相互監督中，保證一切國家權力的最終擁有者和最終受益者是廣大的人民。
其次，廉政的民主政治制度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廣大人民群眾不僅是一切權力的來源和歸宿，更應該是一切權力的受益者。人民擁有參與國家管理的權利，人民當家作主是廉政的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人民通過政治參與，使政治活動像人民所希望的那樣發生或發展，使國家的大政方針體現全體人民或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廉政的前提是肯定并尊重個人有選擇、決定并維護自己的行動，承擔自己選擇義務
的能力。為人民群眾對國家和政府活動范圍的限制提供法律保證，民主的社會結構應當是一個小政府，大社會，而大政府政、小社會，自然容易導致權力極端化進而腐敗，如此越俎代庖的結果只能是弱化人民的民主意識，降低人們的民主素質，削弱人們的參政議政、民主管理熱情和積極性。因此，執政黨的人民性決定了廉政的人民性。中國共產黨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推進廉政建設是其內在要求和必然選擇。
最后，廉政建設的民主政治制度保證人民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利。人民擁有經濟、政治、文化權利，國家和政府只是人民的代理人，自身沒有特殊的利益，是謀求大多數人利益的負責人。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我國法律充分保證人民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廉政建設為實現人民的民主政治權利提供保障，只有人民的民主政治權利和利益得到保障，人民才能支持和擁護黨和國家的領導，社會也才能夠穩定，國家也才能長治久安。
三、廉政建設的根本保障是基于依法治國的貫徹實施
如果一個國家不實行法治，人民就無法有效地保護自己，只能任憑掌權者任意擺布。當一個政府能不經公眾討論就制度或者廢除一項法律時;當一個公民被剝奪了為自己辯護的機會，不經審判就可以被投進監獄時;當一項法律在執行過程中可以根據政治的需要或者個人的喜惡而隨意變化時，專制和暴政就會應運而生。因此，一個國家在進行制度設計時，必須考慮到如何對其行為進行約束，否則就會失去控制。"有約束的權力猶如套上馬具的野馬，野性雖存而無法撒野"③。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實現廉政的根本保障是法治的實施，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用法律約束公共權力，以法律的手段打擊腐敗現象，確保人民的公共權益。
用法律界定公共權力的來源是實現廉政的重要前提。廉政，憲法和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在我國的最高法律中明確規定公共權力的來源方是人民，公共權力執行者服務的本質和宗旨是為了人民，即公共權力的來源方。在專制和獨裁社會中，國王就是法律，而在廉政的社會中，法律就是國王。
用法律約束公共權力的行為是實現廉政的基本原則。公共權力若沒有任何限制和制約是很容易被濫用的，給人們的弱點以絕大的誘惑，人性并不是完善的，易受利益的驅使。絕對的權力會使權力執行者動輒攫取權力，在法律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滿足自己的私利，使自己免于服從法律。廉政堅決反對絕對的權力，要求任何權力都必須在法律的限制和制約之下，并且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防止絕對權力產生的有效途徑就是依法制定權力執行者的任期，避免終身制，建立科學合理的權力賦予機制;并且完善監督機制，有效發揮法制的約束力，制約和監督公共權力。
用法律限定公共權力執行者和權力的接受者是實現廉政的關鍵標尺。廉政是不允許任何特權存在的，無論什么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約，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能享有法律之外的權力。腐敗是公共權力執行者行為出現了失控，待遇特殊化，缺乏明確的法律限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任何人可以超越于憲法和法律之上，任何組織和個人的腐敗行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廉政保證每個公民的合法權益，取締法外特權，限制公共權力執行者的行為。
四、廉政建設的主體價值表現為對公平與正義的不懈追求
平等、公平與正義是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擁有平等的生存、發展的權利和機會。西方學者認為，政府的成立就是用來保障人民享有與生俱來的、不可侵犯的權利，這些權利包括平等、自由、安全和財產權，而在未有法律之前的自然狀態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因此，廉政建設從本質上來說就是要防止公共資源的私人占有和公共權力的濫用，恢復和保持直接破壞社會的平等、公平與正義。
廉政建設維護社會政治心理的穩定，維護政治制
度和國家政權的穩定，增強公共權力執行者的合法性，使決策更加科學化和民主化，有助于促進 政治文明的 發展。公共權力執行者具有合法性就會擁有政治權威，就會得到公共權力委托者的認同和擁戴。不公平、不正義的政治統治，會激化 社會矛盾，公民不能享受到平等的待遇，階級基礎受到沖擊和瓦解，政治制度和國家政權就會搖搖欲墜。同時，廉政建設保證每個人的收入都是自己勞動所得，使利益分配更加科學合理，社會更加公平。廉政建設能夠更好地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廉政建設不可能與單方面追求 經濟增長，以破壞 環境和降低公共服務和產品為代價的生產方式所匹配;廉政建設也不可能是一味追求公平，而忽視經濟增長效率。廉政建設是對效率和公平的一種平衡，在公平競爭的前提下講求效率，在保證效率增長的前提下維護社會公平。
馬克思認為，"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就是怎樣。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而生產本身又是以個體彼此之間的交往為前提的。"廉政和正義都要求是公共權力執行者要各安其位、各司其職、各守其序。官員要平等地對待廣大群眾，而群眾對待官員也要公正。一切判斷明辨，不論高低貴賤，在一視同仁中賞罰分明。要善待好人、懲治惡人，對貪污腐化的官吏要嚴懲不貸、對清正廉潔的官員也要大力褒獎。有張有弛、不失偏頗，方為正義。廉政建設的正義，要求恰如其分的報答;要求公共權力執行者顧及全國、全體人民的利益;要求認真負責自己的事業;要求謹慎決策和 管理，不能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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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十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研究呈現出兩個基本特征：一是從宏觀理論建構研究到現實問題研究，二是從政治制度問題研究到微觀政治主體問題研究。在此基礎上，對近十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狀況作簡要評論，提出進一步深化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思路。
[關鍵詞]中國政治哲學;宏觀理論建構;微觀政治主體;述評
[中圖分類號]DO[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8372()02—0096—04
政治哲學作為一門“對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學問”，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受到我國學者的關注和研究。近十年來，無論是從從事政治哲學研究的學者人數，還是從政治哲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來看，政治哲學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較大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政治哲學在當代中國已然成為一門顯學。本文以發表的學術論文為線索，對近十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作一綜述和簡要評論。
一、從宏觀理論建構到以問題為中心的轉向
政治哲學研究在中國的興起，激發了諸多學者對當代中國政治哲學進行理論建構的興趣。
從政治哲學的學理結構角度探討中國政治哲學的體系。有學者指出，政治哲學的學理結構是從哲學的人學理念推演出倫理學的道德原則，進而再引申出政治價值學說來展開邏輯的。這也就意味著，規定著政治活動的性質、任務和目標的政治哲學之思想來源，是某個特定時代的人學理念和道德原則的政治學演繹和邏輯結論;而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哲學體系應該堅持的邏輯起點和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人學本體論，辨證地繼承我國的優秀文化傳統，建立起一種既鼓勵物質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學、道德倫理學和政治哲學體系。
從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討論中國政治哲學的建構。有學者認為，價值性和事實性的關系，構成了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任何一門政治哲學的建構，都需在理論內達成價值性與事實性的某種統一;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建構之路應該從理想性轉到現實性，即從經典馬克思主義致力于理想社會的理想性政治哲學到依據現實生活的現賣性政治哲學的轉變。
從理論綜合的角度討論中國的政治哲學建構。有學者指出，政治哲學是對政治權力的來源及其行使的正當性，以及理想社會模式等問題從根本處進行思考的一門學問;對于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研究者來說，一件充滿著挑戰的理論工作應該是在綜合中國傳統政治哲學、近現代政治哲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三大思想的基礎上，形成社會主義現代中國的政治哲學的思想體系與新的傳統。
對中國政治哲學進行理論建構是近十年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一個趨勢。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學的基本概念、政治價值論、方法論等，對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有著重要意義。但是，這種宏觀建構的政治哲學理論體系有著不可忽視的缺陷：一個是玄之又玄，其表現就是在概念中轉圈子，從一個概念轉到另一個概念;一個是空發議論，其表現是依據某個政治價值，比如公正、自由來批判宏觀現象與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實地分析身邊的小問題與小制度。
對此，有學者著重強調，政治哲學研究在中國剛剛起步，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趨地與當代西方學術“接軌”，而是要自覺地形成中國的批判意識與獨立視野。中國學者研究政治哲學的基本任務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學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國政治哲學的傳統。對中國學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時代能夠始終堅持自己的學術自主性。無論對施特勞斯學派，還是對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共和主義或后現代主義等，我們都主張從中國的視野出發進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討論。中國政治哲學的開展，毫無疑問將有賴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國的古典文明傳統，特別是儒家這一中國古典政治哲學傳統。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國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問題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開儒家和中國古典傳統內部的問題、矛盾、張力和沖突，以及儒家和中國古典傳統在面對現代社會和外部世界時所面臨的困難，對此我們并不需要回避、掩蓋或否認，恰恰需要充分展開并加以分析。中國政治哲學的開展，同時也必然以日益復雜的中國現代社會發展為動力。當代中國已經是一個高度復雜的現代社會，同時又處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們對中國古典文明的重新認識和重新開展，無疑必須從現代中國和當代世界的復雜性出發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問題研究為中心，特別是以當代中國的現實問題為中心成為了近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一個基本轉向。
二、以現實問題為導向的政治哲學研究
以問題為導向的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研究，首先要面對的就是當前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對此，有學者認為，當前國內政治哲學界存在的問題是缺乏對當代中國社會類型的準確定位。這不僅在理論上嚴重影響了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發展，而且在實踐上對政府決策和社會治理也產生了不利影響。發現和確定當下我國社會處于何種類型應是我國當代政治哲學的出發點。該學者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社會總體上是屬于在根本利益上無對抗、無沖突，但在具體利益追求上體現多元的個性化差異狀況，這種差異化主要表現為：(1)差異化的生產關系，即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外資、民營等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并存的生產關系;(2)差異化的政黨關系，即多黨合作;(3)差異化的社會階層關系一“兩個階級化為十大階層”，即由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化為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人員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城市失業半失業人員階層。因此，差異性社會無疑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所面臨的最大現實，其社會類型是“差異性社會”。因此，差異性社會與和諧政治是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基本向度。
有學者指出，當代中國的問題很多，但從政治哲學的視野看，現實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權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會層級結構帶來的官本位、權力本位的政府運作體制和政治體制。社會層級結構的討論和建構雖然不能說是解決當下“中國問題”(當然主要指國內問題)的惟一有效途徑，但根據馬克思社會層級結構理論，立足社會結構變遷，從學理層面和社會層級結構的討論無疑可作為破解“中國問題”、建構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而獨特的分析進路。作為凝結和展現當代人社會政治地位‘c全息圖”的社會層級結構既是當代中國問題的總根源，也是消解諸多中國問題的著力點，因而社會層級結構分析對諸多社會乃至政治問題就具有相當的解釋力，應該成為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基本論域。
還有學者認為，政治哲學研究在中國的興起，主要動力并非來自西方學術界的刺激，而是來自中國發展的內在要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中國發展進入經濟起飛階段之后，政治起飛的任務得以彰顯，而政治起飛應該是中國思考的問題意識。因此，中
國政治哲學研究必須直面中國社會發展的核心難題一政治發展與政治起飛。該學者指出，面對中國發展的政治起飛問題，我們的政治哲學研究應當回答：中國社會的政治起飛如何可能?人類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現代權利政治之外，能否發展出第二種可能的政治(哲學)模式?若能，那么東方政治(哲學)傳統能否發展出人類第二個政治(哲學)類型?從當代世界發展看，政治領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權與東方的崛起。于中國哲學研究而言，我們的根本問題是，如何在批判地揚棄中國傳統王道政治哲學與西方現代權利政治哲學的基礎上，創建新的政治哲學范式?圍繞這一問題，我們的政治哲學研究還必須創造性地回答的重大問題有：良好的社會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導的世界上我們如何進行政治思考?中國的政治起飛如何實現?
三、從宏觀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觀政治主體研究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的各種現實問題逐漸暴露出來，中國現代社會日益走向復雜性，這也推進了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以問題研究為導向。正如我們所知，政治哲學所要面向的問題很多，有宏觀問題和微觀問題之分。近十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發展經歷了從以宏觀政治制度問題為導向到以微觀政治主體問題為導向的轉變。
有學者認為，政治哲學參與現代中國社會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釋阻礙中國社會發展與正義的“中國結”。但是，其理論維度從一開始就超越具體的問題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結”之編組的原因與根據。也就是說，直接探討一般國家政治制度的正當性問題，比如討論土地的所有權、政府的基本原則，或者立法的正當性基礎等此類的問題，不是提出解決具體問題的實用對策。極其重要的一點，中國在與現代世界，尤其與西方世界對話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規則時，社會一歷史的差異，使中國的政治哲學學者更趨向于選擇社會一歷史的宏觀視野來討論政治哲學的問題。因此，從政治哲學角度研究宏觀的制度問題也就引起了我國學者的關注。
有學者從社會現代轉型的角度，以(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的矛盾為中心線索，把制度放進馬克思主義價值學的視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進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過程中所具有的價值及其實現機制。該論者認為，隨著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革和全面轉型，政治建設與政治發展問題凸顯出來。如果說經濟和軍事實力屬于“硬實力”，而政治價值觀屬于“軟實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設則是存在于“硬實力”和“軟實力”之間。通過政治制度建設，不僅可以將“硬實力”和“軟實力”整合起來，而且是“硬實力”和“軟實力”提升的根本途徑，將推動“硬實力”和“軟實力”的提升機制化。因此，該論者認為，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是政治文明建設的核心。
與此不同的是，有學者指出，盡管以政治制度為中心的宏觀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學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對高度復雜的現代社會，宏觀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觀政治哲學那里，政治哲學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另外一種理論哲學，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學化”的理論哲學或意識哲學范式的支配。它習慣于抽象掉內在于社會生活各個層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態化的、多樣性的、邊緣性的和微觀的權力結構和控制機制，把中心化的、宏觀的權力運作和國家制度安排等宏觀政治活動，以及周期性的經濟活動機制，即一種理性化的政治權力或經濟權力放大為人類社會歷史運動的普遍的、絕對的規律和力量。對此，該論者進一步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由于理性的危機而重新審視日常生活的意義和價值的時代，生活在社會結構、社會分層、社會機制日益多元差異，非中心化的微觀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力結構日益發展的時代，自覺地開辟微觀政治哲學的領地，顯然是對馬克思實踐哲學的新發展。因而，在當代中國語境中，推進微觀政治哲學研究更具有啟發意義。
有學者認為，在現代法制社會條件下’提升每一個個體的“政治主體意識”的自覺程度，以形成廣泛介入的政治參與和政治監督，是實現權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而這需要有政治哲學層面的深層論證。該論者指出，政治主體分為“社會政治主體”與“政治權力主體”兩個層面。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思維的根本缺失是“社會政治主體”認識的缺席與“政治權力主體”認識的強化，致使社會一般成員的政治認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參與意識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權利意識。因此，當代中國政治哲學要關注微觀的社會政治主體研究。
我國著名學者韓慶祥教授指出，馬克思哲學本質上是一種實踐生成論哲學，其主體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實踐中生成自己與實現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為人，能力問題很重要。能力原則能培養人的先進性：第一個先進性是能力本位內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機會，這種公正，相對于等級而言是先進的;能力本位還會產生第二個先進性，就是它歡迎民主;能力本位還會產生第三個先進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對獨立的人格。過去我們的政治行為圍繞權力做得太多，今天我們應該圍繞能力來組織政治行為、政治活動;把能力原則引入我們的政治活動，用能力而不是權力來增強我們政治的權威及其影響力。以此，當代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應由權力本位的政治哲學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學，最終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為中真正成其為人，使從事政治活動的人真正成其為人。
四、結束語
誠如馬克思所說，在答案中個人的意圖和見識起著很大作用，而問題則是公開的、無所顧忌的、支配一切個人的時代之聲，問題是時代的格言，是表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因此，綜合看來，近十年來中國政治哲學的問題研究轉向，特別是立足于當代中國社會問題，逐漸從宏觀理論建構研究轉向微觀政治主體的研究，既表明當代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逐漸走向深入，也表明了當代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逐漸走向成熟。
正如有學者指出，在當代中國這個特殊的社會歷史語境里，現代性政治哲學所關注的正是可望形成的公民精神和由之外化的法權社會結構以及它們的互為因果的內在關聯。筆者認為，政治哲學轉向微觀的政治主體一公民的研究將代表著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方向。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人類經歷了人依賴人、人依賴物的時代，最終必將走向人依賴自身的時代。人依賴自身的時代，正如馬克思所說，消滅了剝削和壓迫以后，勞動是每個人謀生的必要手段，每個人的自由是其他人自由發展的前提。可見，在人依賴自身的時代，每個人自身的能力都能得到發展和施展，是人類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必要條件。值得注意的是，當前從事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學者已經涉及能力的層面，但是，其所涉及的能力問題仍然停留在直接從事政治活動的、參與國家公共權力的“政治人’層面，而很少涉及當代中國復雜現代社會中的廣大公民層面。因此，在筆者看來，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研究可以進一步在公民能力問題上進一步深入，特別是在如何培養公民自主參與政治事務與公共事務的能力上。從政治哲學的維度來看，只有培養公民自主參與政治事務與公共事務的能力，公民才能承受來自社會和政府給公民帶來的各種不確定性，才能在復雜的現代社會中把握主動權，真正贏得自由與尊嚴。
看了“政治哲學的選修課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