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上的道德力量發揮了它的潛能，舉起了它的旗幟，于是我們的愛國熱情和正義感在現實中均得施展其威力和作用。下面是小編為您整理的道德經的故事精選，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我到德國留學，那天去交學費。
交完300多歐元的注冊費和保險費之后，收費的老師給了我一張1800歐元的收據，我稀里糊涂地收下了，到另一個房間辦其他事情。可是我知道我還有1400元的語言學費沒有交。于是我就問辦公室桌前的另一個中國同學到哪里交學費，她很詫異地看著我手里的收據說：“你不是已經交過了嗎?”我立刻反應過來，是收費的人弄錯了。
我當然知道1500歐元對于我這種窮學生來說是怎樣的一種誘惑，可是在幾秒鐘的時間內，我做出了決定，這筆錢我必須交上去。我轉身走出去找弄錯收據的那個人，結果發現辦公室的老師跟我一起出來了。他在弄清楚情況之后，很兇地批評了弄錯收據那個人，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說：“你很誠實。”我微笑著說了一聲“謝謝”，可是我心里想的是：“其實我并非誠實，我也沒那么高尚。”
現在來分析一下我那幾秒鐘的所思所想。在通常的觀點上，這件事會有兩個相反的結果。
壞的結果是誰沒交學費最終被查出來，那當然是一件面上極端難看的事情，而且對中國人的影響極壞。
好的結果是這1500歐元歸我所有，這筆錢足夠我半年的生活費。
可是，在深層含義上，這兩個結果所面對的道德處境都是我不能承受的。前者意味著在眾人眼中的道德敗壞，而且代表著中國人的道德敗壞，雖然這個錯誤的直接原因是德國人導致的，但是在道德上理并不在我們一方。后者呢?后者意味著我的下半輩子將永遠受到良心的拷問和譴責，因為它嚴重越過了我心中的道德底線，它將為我的人品抹上最大一筆污點。事后很多人說：“學校那么有錢，又不差你那一點。”可是我知道事情不是這樣看的。其中的道理，不用細說。
事后想起這件事，覺得自己的做法完全正確。我決不能為了這1500歐元下半輩子不得安生，我買的是一片良心的清寧。為這片清寧，我寧愿明年冒著烈日和暴雨去打工干活，因為自己辛苦勞動得來的錢花得理直氣壯。
這件事是我出國以后面對的最嚴峻的道德考驗，讓我踏實的是，它為今后可能遭遇的一切波峰浪谷開了一個好頭，遠多于誠實和高尚。
吳奶奶是一位退休工人，養老金不高，房子也不大，住在杭州富陽的一個社區里。汶川地震后，她捐了一筆錢，從此便一發不可收拾，以“日日捐”向社會獻愛心。雖然捐的錢不多，每日只有區區一元錢，但她說，這一元錢帶給她許多快樂，只要有一日不捐，心里就會空落落的。
前幾天看新聞，有位文具店老板街頭孤身追賊，為一位女士追回一條金項鏈。鏡頭中，店老板的妻子說：“丈夫就喜歡管這樣的閑事，開店十年，這樣的見義勇為不下十次了。”這則新聞有一個細節耐人尋味，追小偷時只有他一個人，而且追了長長的一條街。
善與惡、是與非、黑與白……這樣的“道德觀”認知對我們來說并不是一件難事。對“好人”、對“好事”，我們心中還會油然而生出感動和敬佩，但感動歸感動，行動歸行動。“感動”與“行動”之間還橫亙著一條長長的溝壑，有的人走了一輩子，都沒有跨過去。看來“道德觀”與“道德”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道德觀”只是一個理念，而“道德”在行動，“行動”真的很難。
香港有位義工叫蘇金妹，她認為道德不能靠說理，而靠“訓練”。如果要讓孩子富有愛心，就應該讓孩子走上街頭去幫助別人，這樣才能“訓練有素”。
“道德訓練說”可以解釋許多常人無法理解的事情，譬如吳奶奶的“日日捐”、又如那位店老板的“古道熱腸”。一個人做了好事，就會經常做好事，就再也看不得別人“受苦受難”，也看不得“不平之事”了。
山東濟南有位叫鄭承鎮的老人，自從1987年那年在濟南“收養”了一個流浪孩子之后，這十多年一共幫助了四百多位流浪孩子，最多的時候家里擠住過十三個孩子。在他收養的孩子中，有的讀了中專、警校，有的參了軍，沒有一個再去流浪。
常人很難理解鄭承鎮的行為，唯有“訓練有素”這四字才能理解。他顯然已把這種救助視為一種習慣，并從中感受到了快樂和滿足，所以才能樂此不疲，視為一生的追求。
“道德”真的需要訓練。這段時間，網上在熱議一位名叫陸杰森的美國在華留學生，他在麥當勞門口遇到一位乞討的老奶奶，于是買了兩份薯條，兩人席地而坐，開心地吃著。陸杰森的愛心讓許多國人為之感動，但對于陸杰森來說，這卻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因為他在美國就是一位義工，經常參加公益活動，為乞丐買一份食物，只是舉手之勞。
陸杰森的“很簡單”，對許多人來說卻是“很困難”，現在許多網友甚至還提醒陸杰森被騙了，說那位老奶奶不是真正的乞丐，不應去幫助她。“扶弱濟貧”是一種美好的情感，但要走出一步、付出一點，原來這么難。
我們接受了太多的道德說教，但缺少實踐和體驗。結果，我們永遠站在“道德觀”的陣營里，樂于做一個評判者，而不愿做一位實踐者。
去香港培訓，在九龍塘地鐵口曾看到溫情一幕：一位只有五六歲的小男孩站在地鐵出口，手舉一塊“哮喘基金募捐”的牌子向路人募捐，而他的父母則靠在一輛奔馳車邊，微笑著看著他。
這個場景，我兩年后記憶猶新。我覺得，這是我目前所發現的最好的“愛心教育”和“道德教育”。
布拉格實在非常小，小到只用半天時間就能走完。但是根據米蘭·昆德拉小說《生命不能承受之輕》改變的電影《布拉格之戀》讓它聞名于世。
卡夫卡生前就居住在這個城市的黃金小巷22號。卡夫卡每天都要到西貝斯卡大街的雅可咖啡館里進行思考和寫作，維持生命的就是老板送的幾片面包，他從來不問世事。卡夫卡的特立獨行引起了一個女人的注意。她坐到卡夫卡對面，從桌子上拿起他寫好的稿紙閱讀，卡夫卡寫一頁，她便讀一篇——那是《變形計》手稿，在當時沒有誰能讀懂，但這個女人是個例外。在離開之前，她通過酒侍留下一張便箋，上面寫著：“我不得不承認，我喜歡上了你和你的作品。”
這個女人是俄羅斯著名記者密列娜·杰森斯卡。當時她已經是一位銀行家的夫人，但是杰森斯卡對卡夫卡隱藏了這一切。從此以后，他們開始通過布拉格的綠色郵差交流情感。
但是，1920年的一個偶然機會讓卡夫卡得知杰森斯卡原來是有夫之婦，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后卡夫卡便停止了與杰森斯卡的一切聯系。1921年，當杰森斯卡再次來到布拉格，再次來到這家咖啡館時，她沒有見到卡夫卡。熟悉的亞麻桌布下，空留了一副舊刀叉。
杰森斯卡來到布拉格的那個晚上，卡夫卡坐在咖啡館幽暗的燈影里給杰森斯卡寫出了最后一封信：“我現在已經記不起你臉龐的樣子呢，只有你離開咖啡桌那一霎那的背影及衣飾歷歷在目。”
他們后來再也沒有見過面。直到卡夫卡彌留之際，人們才聽到已經處于昏迷狀態的他口里呢喃著杰森斯卡的名字。
不橫刀奪愛，不在愛的名義下茍且，把愛人放在光明之外，把自己放在光明之處。卡夫卡用孤寂的一生表達了自己對愛的尊重——這應該就是愛的最高道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