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十二章中的許多哲理近乎常識，卻仍然深沉，世俗中有高遠，平凡中見偉大，這就是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文化精神。以下是小編整理分享的論語十二章讀后感，歡迎閱讀!!!!
《論語》是我國的經典作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著作。古人云：“半部論語治天下。”可見論語在歷代的統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了。
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統治中國近。《論語》當然也就穩坐了的寶座。直至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論語》的地位才開始動搖。“”時期深刻的“批林批孔”，更進一步瓦解了儒家思想對人們的束縛，《論語》從此埋沒人間。
《論語》究竟是什么內容?為什么他被古人視為經典，而后又成為所謂“封建統治者的工具”呢?懷著這些疑問，我漫步于《論語》的花園，嘗試著去感受其中的奧秘。
粗看《論語》，不過是一本語錄，和《毛主席語錄》沒什么差別。可細細品來，孔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思想、人生觀、世界觀、教育理念等幾乎都包含在語錄的字里行間。《論語》里最常見的詞匯，無非是中庸、君子、禮仁云云。
中庸卻是《論語》里最容易理解的而最難做到的。中庸指的是“對人處事采取不偏不倚、調和折衷的態度”。這種思想體現了當今北京居民的“忍”文化。對中庸的字面理解就是：惹不起躲得起、始終保持中立。這固然是好的，能避免許多不必要的爭端，但過度的“忍”卻能使一個民族沉睡，古代中國的發展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據。中庸是儒家的為人之道，體現了儒家學派的軟弱性。
君子是一個意義深刻的詞。從小就聽說什么“君子動口不動手”、“觀棋不語真君子”等，感覺君子就像個呆呆的人似的。事實上，君子就是孔子他們儒家學派的一種自稱，是理想的“中庸”的人。比如“君子不器”、“先行其言而后從之斗”，都體現了君子的優良品質。與君子相對的當然就是小人了，小人并非是壞人，只是素質沒有君子高罷了。《論語》花了相當篇幅直截了當的闡明君子和小人的不同點，如“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然而，君子的物質地位往往與小人相差甚遠。毛澤東說過：“小人累君子，君子當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可見君子的物質生活是那么的悲慘!
禮，表現了孔子對當時社會的不滿。孔子生活在動蕩不安的春秋時代，諸侯國不遵守“周禮”，鬧得一團烏煙瘴氣。孔子的禮的核心是“正名”，即“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孔子致力于維護三綱五常，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此，當魯國大夫季氏“八佾舞于庭”時，孔子憤怒地說：“是可忍也，熟不可忍也?”
仁，是孔子的道德觀，這后來發展成為了他學生孟子的政治主張。孔子認為，“克己復禮為仁”。克制自己，遵循“禮”，這就便是“仁”了。“仁者愛人”，這里愛的“人”是指上層社會的王室貴族;尊重朝廷貴族，“不犯上”，也說明孔子對“禮”的尊重。此外，孔子還把“仁”當作“人”的標準：“仁者，人也。”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說過：孔子“這種所謂仁道，很顯然的是順應著奴隸解放的潮流的。這也就是人的發現。”
縱然，《論語》經歷了兩千個春秋，并不能完全適合我們現在的思想，但是它畢竟是經典中的經典。經典永遠不會過期，我們要批判地繼承這些中華傳統文化，讓《論語》為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總之，《論語》是我們必讀之經典，我受它的感化甚深。
《論語》作為一部涉及人類生活諸多方面的儒家經典著作，許多篇章談到做人的問題，這對當代人具有借鑒意義。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認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來，一個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們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僥幸而避免了災禍。按事物發展的邏輯推理，這種靠僥幸避免災禍的人遲早要跌跟斗。
其二，做人要重視“仁德”。這是孔子在做人問題上強調最多的問題之一。在孔子看來，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處于第一位的。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學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這說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礎上做學問、學禮樂才有意義。孔子還認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無私地對待別人，才能得到人們的稱頌。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里仁》)“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季氏》)充分說明仁德的價值和力量。
那么怎樣才能算仁呢?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也就是說，只有克制自己，讓言行符合禮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禮，天下的人就會贊許你為仁人了。可見“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結果。當然孔子還提出仁德的外在標準，這就是“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即剛強、果斷、質樸、語言謙虛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時他還提出實踐仁德的五項標準，即：“恭、寬、信、敏、惠”(《陽貨》)。即恭謹、寬厚、信實、勤敏、慈惠。他說，對人恭謹就不會招致侮辱，待人寬厚就會得到大家擁護，交往信實別人就會信任，做事勤敏就會取得成功，給人慈惠就能夠很好使喚民眾。孔子說能實行這五種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當然，在孔子看來要想完全達到仁是極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即廣泛地學習文化典籍，用禮約束自己的行為，這樣就可以不背離正道了。同時也要重視向仁德的人學習，用仁德的人來幫助培養仁德。而仁德的人應該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別人站得住，自己希望達到也幫助別人達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視修養的全面發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幫助別人辦事是否盡心竭力了呢?與朋友交往是否講信用了?老師傳授的學業是否溫習了呢?強調從自身出發修養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上，孔子強調做人還要重視全面發展。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述而》)即：志向在于道，根據在于德，憑籍在于仁，活動在于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做人。那么孔子為什么強調做人要全面發展呢?這里體現了孔子對人的社會性的認識，以及個人修養的相互制約作用，他說：“舉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即：詩歌可以振奮人的精神，禮節可以堅定人的情操，音樂可以促進人們事業的成功。所以，對于個人修養來說，全面發展顯得極為重要。
第十二章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本章孔子旨在告訴我們貪生怨。《說文解字》曰：“放，逐也”。《廣雅》以“放”為“置”。《莊子·天運》有語“放風而動”，“放”是依賴，依靠的意思。《新唐書·隱逸傳序》引用孔子語義，曰：“放利之徒，假隱自名。”“放”是追逐的意思。后儒孔安國也說：“放，依也”。他認為每事依利而行是取怨之道。宋代士大夫多用心于義利之辯。今不妨引用不同學派之代表性解讀，綜合參考之。理學家程頤在《程氏經說》中說：“心存乎利，取怨之道也。蓋欲利于己必損于人”。程伊川把義和利對立起來，以損人利己為招怨之道。王荊公后學陳祥道在《論語全解》中說：“利者，外物也。求在我，所以寡欲也;求在外，所以多怨也。所謂多怨者，不怨已多怨乎人，人亦怨乎已”。清儒認為陳祥道多雜老莊思想，寡欲說可證清儒不虛也。然而就“多怨”至簡的說法，陳用之解釋為自己與別人互相埋怨倒也比較中肯。湖湘學派張栻《癸巳論語解》多經朱熹編輯，敬夫、晦庵二人已是多年朋友，可以把《癸巳論語解》看做朱夫子贊成的解釋。張敬夫說“放，依也。放于利而行者，凡事毎求便利于己也。怨，由不得其欲而生。彼雖每求便利而事亦豈能盡利于己哉?不得其欲則怨矣。其胸次擾擾，無須臾以寧也。若夫君子正己而已，無所求利，故無不足。而奚怨之萌哉?”
綜上所述，“放于利而行，多怨”這句話的意思就是：一個人做事的原則是逐利或者憑利益行事的話，那么，當他做事損人利己時他就會招致對方的怨恨，如果他自己的欲望沒有得到滿足的時候，他就會埋怨社會或者別人。其實，古今一人，凡人就有欲望，都有需要。而如何才能夠滿足自己的欲望、實現自己的需要卻有不同的方式和路徑，中國的道家智慧是清心寡欲，道法自然。佛家的智慧就是緣起性空，因果報應。儒家的智慧就是崇德立業，推己及人，以仁為本。今天重新審視孔子的這句話，有了更為開闊的對待人生的考察視野。多怨的人往往多有心理依賴，習慣于依賴個體、依賴家庭、依賴單位、依賴社會，而一旦撤掉依賴或者依賴不在，自然就會充滿抱怨。抱怨他人者自然會被他人抱怨。在民主自由平等的現代社會，儒家的啟示就是培養自我實現的主體性與擔當意識和遵法守德的人生價值的取向。如此，方可樂天知命、少生埋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