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哲學較之一般哲學理論具體而集中地著力解決治國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以下是小編分享的經典哲學論文，歡迎閱讀!
從治國哲學到哲學治國
摘 要：治國哲學較之一般哲學理論具體而集中地著力解決治國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在治國哲學的基礎上直接形成治國綱領和指導性原則，通過制度設計，保證政策、策略的實施和落實。《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蘊涵了毛澤東運用唯物辯證原理構建的治國哲學，展現了毛澤東社會主義的治國理念，也寄托和承載著他治好國、理好政的信念和愿望，但是在實踐中卻滑向了哲學治國，造成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一連串政策策略的失誤。
關鍵詞：毛澤東;治國哲學;理論;實踐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7168()06-0014-04
哲學是實踐的最高概括和總結，為具體領域提供理論指導。治國離不開治國哲學的指導以及對國情世情的準確判斷和把握。治國哲學具體而集中地解決治國理論和實踐問題，在其基礎上形成治國綱領和指導性原則。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下簡稱《正處》)蘊涵了依據唯物辯證原理構建的治國哲學。
一、毛澤東基于矛盾理論構筑了治國哲學，其社會主義治國理念也由此展開 社會轉型期是社會矛盾的多發和易發期，社會利益格局劇烈變化，問題異常突出，能否駕馭它是對政黨執政能力的考驗。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致力于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并期望動員社會力量將其轉化成現實秩序。然而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社會發展的矛盾運動呈現出極其復雜的內容和特點，國際、國內錯綜復雜的矛盾交織成縱橫交錯的矛盾網絡。從理論上正確認識，實踐中妥善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復雜矛盾，尤其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性和緊迫性。不僅成為政治生活的主題，也成為治國的主題，更是治國哲學的新命題。
毛澤東始終堅持認為：“革命如不提高理論，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1](p.133)“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2](p.109)
1957年2月，毛澤東在認真分析中國具體情況，尤其是在1956年后探索和試驗的基礎上，根據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提出新問題、新經驗，撰寫并發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墩帯愤\用對立統一規律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運動，創造性地提出并精辟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每個原理、概念的闡發都頗有針對性，展現了特有的實踐理性風格。文章指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許多人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因而“在矛盾面前縮手縮腳，處于被動地位”[3](p.767)?！墩帯饭蠢粘隽嗣珴蓶|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治理理論，豐富了他的治國哲學。
第一，在處理人與人的關系上，高度強調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同時，傳遞出“人治”的理念。1957年1月，中央召開省市自治區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就提出，“怎樣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門科學，值得好好研究”[4](p.348)。毛澤東在探討社會活動中人的行為問題時常使用兩個詞，即“解決”和“處理”。使用“解決”時常含被動語態;使用“處理”時更多強調主動因素。由此可見，《正處》的主題是引導人民群眾、國家工作人員學會在實踐中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矛盾的本領，從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其出發點是積極的，但忽略了制度設計的剛性保障，用當下的“法治”理念解讀，較多顯露出“人治”的色彩。
第二，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上，提出“向自然界開戰”[3](p.770)，把人與人關系的規律套用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過度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正處》堅持用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原理，從國情出發探索中國工業化的道路。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我們主觀認識之間的矛盾，也將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3](p.797)。通過向自然界開戰的形式，“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鞏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3](p.770)。殊不知，與天斗與地斗屬于自然斗爭，與人斗屬于社會斗爭。忽視了人與人、人與自然等矛盾之間的差異，以至于多了幾分敢想敢干，少了幾分對客觀規律或者說對自然必要的正確認識與敬畏?！墩帯废Ｍㄟ^增產節約來精簡機關和下放干部，同步實現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雙重重大意義，從而一攬子解決經濟、政治問題，在改變窮國落后面貌的同時克服主要存在于干部中的鋪張浪費、脫離群眾、喜歡計較個人名利等危險傾向。模糊了社會斗爭和生產斗爭在形式、手段上的區別。
第三，在處理國與國或黨際關系上，倡導尊重差異，卻無意間弱化了開放意識。從實際出發造就了毛澤東的自主性思維，這表現在他的治國哲學中自始至終貫穿著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這一主線。盡管《正處》未出現“獨立自主”幾個字，但通篇洋溢著獨立自主精神。從哲學意義上說，獨立自主就是肯定事物運動的源泉在自身，發展的動力在于自身的矛盾，推動事物發展必須依靠和發揮內力作用，在革命和建設中發揮獨創精神。在獨立自主與依靠外援這兩個矛盾方面，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事物的主體、主流和本質。不僅在中國的建設實踐中篤信并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還推己及人，指出，“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各國共產黨的情況各不相同，因此，我們并不認為他們必須或者應當采取中國的做法”[3](p.789)。提倡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是值得肯定的，遺憾的是，“獨立自主”仿佛影響了毛澤東的“開放”視域及其現實選擇，在提到“向一切國家好的經驗學習”時，強調突出“主要的還是要學蘇聯”[3](p.798)。忽視“開放”的自主選擇性致使在實踐中向外國學習的思想難以貫徹，尤其是當蘇聯經驗暴露出問題時，只能必然地關閉“開放”之門。
二、毛澤東治國哲學中的個性思維特征 哲學系理性思維成果，但并非純理性的結果，因為一切哲學思想都無法撇清哲學家的個人因素，哲學家的個人經歷、性格、氣質、品質都會影響他對哲學的理解。在當時的領導體制下，毛澤東的價值取向會順理成章地成為權威價值，哲學觀點也超越了個人學術思維范疇，從而不同程度地影響乃至左右黨的集體思維方式。
第一，毛澤東的治國哲學蘊含了強烈的斗爭思維。毛澤東經常使用“矛盾”這個詞，在他的辯證法中，斗爭性是永久的。他堅持認為自然和政治現象，都要服從斗爭或矛盾引起事物變化這一共同的發展規律。他指出，過分強調對立面的統一，而不強調潛在的矛盾，會導致人們只滿足于現狀。正確的做法是要不斷強調一分為二，突出斗爭的持續性，統一與平衡的暫時性。他的早期哲學著作尤為強調斗爭的絕對性。并主張用一種思想方式來反映世界上斗爭的存在。因此，辯證法裹挾其思維方式滲透在他涉足研究的每一個問題之中，矛盾、斗爭、辯證法構成了他的中心理論。我們知道一種思維常常是與一種體制相適應的，執政時期與革命時期，因為角色變了，制度也不同了，思維也應當由革命時期“斗”“破”思維轉向“立”“和”思維，斗爭哲學轉向和諧哲學，成為占統治地位的基本理念。由于忽視斗爭性的時代前提，為此后處置矛盾失當埋下了伏筆。
第二，毛澤東的治國哲學是政治倫理型的，以倫理為中軸是其思維特點。從哲學形態看，倫理道德和價值取向在毛澤東的治國哲學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就懷揣著改造哲學重構價值判斷系統的理想。早在1917年8月，毛澤東就在致黎錦熙的信中寫道：“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1](p.49)從中可讀出三層含義，第一，哲學作為認識論是歷史的動態的，總是隨著社會實踐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的，否則就沒有生命力了，所以必須適應時代需要，去總結和汲取這些新成果;第二，改造社會應從改造哲學和倫理學入手，哲學倫理學改變了，國家和社會才會根本改變;第三，將哲學從被禁錮的書齋中解放出來，變少數精神貴族壟斷為廣大群眾擺脫精神奴役的思想武器，讓辯證法從哲學家的圈子走到人民群眾中去。
哲學解放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特征和要求。馬克思主義不僅肯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還肯定社會意識一經形成又具有相對獨立性。這在理論上論證了哲學改造的可能性。建國初期，毛澤東開啟了哲學改造之旅。哲學普及與解放的實質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為革命和建設尋找答案。美國學者特里爾評價說：“作為一種學說的倡導者，毛澤東勝過以往任何一個政治家……他是賦予馬克思主義以新的東方道德標準的哲學家。”[5](pp.252,253)為推動哲學的群眾化和大眾化，毛澤東針對干部群眾的一些思想狀況，批評了輕視哲學和將哲學神秘化等兩種錯誤觀點，指出首先要破除哲學的迷信，其次要改造哲學教科書，以通俗的語言、切身的經驗實例、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深入淺出地表達抽象的哲理。他本人就是這方面的出色實踐者。
經過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的活動，很多哲學詞匯、哲學常識、馬列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逐漸在群眾中普及、扎根。誠然，哲學深入群眾的程度必須視哲學滿足實踐需要的程度而定。有外國評論家認為，不了解哲學詞匯就不可能了解中國的現代生活[6](p.75)。不可否認，核心價值調控和制約整個社會系統的運行軌跡和發展方向，但也須承認一個健康的社會體系須臾不可剝離法律、制度等要素。治國實踐中，重價值輕制度無論如何不可取。
第三，毛澤東的治國哲學體現了敢想敢干的速決性思維。所謂速決性思維，即在思維的導向和價值取向上傾向于立即解決問題，速戰速決。與毛澤東的戰斗性一樣，速決性思維表現了毛澤東敢于面對現實和對主觀能動性的推崇。速決性思維可縮短決策過程，奏效快，然而受客觀條件制約的程度極高，決策的“邊際效應”和“外部性”較難把控，在哲學形態上容易滑向主觀性思維，強調主觀努力，夸大意識的能動作用，以主觀隨意性代替客觀科學的論證，嚴重的話會蔑視客觀條件的制約，從欲有所為到有所作為，乃至為所欲為。在治國實踐中會傾向靠政策、決議治國，輕視法律支撐和制度支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無論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還是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都不是自動的，都離不開人的能動性的發揮，不充分發揮自覺的能動性，人類就不能進行抽象的思維和從事主動實踐，就不能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換言之，就是在人的參與下，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決定作用，除了具有絕對性，還具有相對性。
然而，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過猶不及，在這方面我們有著慘痛的教訓。1958年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坦言：“人民公社發展的主要基礎是我國農業生產全面的不斷的躍進和五億農民愈來愈高的政治覺悟。”[7]大躍進、人民公社、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就是過分夸大主觀規律性，忽視客觀條件釀成的失誤。建國初，無產階級依靠政權力量，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主要生產資料等均采用國家所有形式，歸國家支配，仿佛政權的意志在一切方面都可以起決定作用，可以忽視經濟自身發展規律，向經濟發號施令，可以不顧自然規律，粗放發展，任意攫取資源，等等。導致國家行政權力對經濟指導職能的絕對化。
三、忽視制度轉換，治國哲學滑向哲學治國 治國固然離不開治國哲學的指導，然而，治國哲學屬理論思維層面，它不能替代制度建設，政策也不能取代法律，若將治國哲學誤讀為哲學治國，直接用于實踐操作，極易在實際工作中造成失誤?！墩帯穼深惒煌再|矛盾的論述，堪稱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但在著作發表后不久，先是發生整風和反右派斗爭擴大化問題，嚴重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隨之在經濟建設方面發生了嚴重偏向。反思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哲學理論與制度不同構，直接用哲學成果指導社會運行，缺乏現實的可操作性。哲學是人類思維的高度抽象，包含著我們認識現實問題所要尋找的答案，但哲學不能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現成的方案。哲學成果需要具象的轉換才易于實踐和使用。如觀念形態的治國哲學，只在理論上論證事物的內在聯系，要實現從思維層面向操作層面的轉化，使之從“應然”變為“實然”，尚須制度依托。通過規范化、程序化的體制和制度載體，具體化為各個領域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才能作用于政治、經濟過程，發生實際效用。否則，直接用于實踐領域，缺乏可行性。這實質上是方法問題，毛澤東一向推崇實踐方法，常講“有了正確的方針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還是要發生問題”[8](p.1440);“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能是瞎說一頓”[6](p.54)。周恩來也贊其“不但有理論，而且有實踐的辦法”[9](p.335)。“平衡論”是毛澤東的重要哲學觀點，他反復強調“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對的統一”。這種平衡“會被矛盾的斗爭所打破”[3](p.769)，“不平衡是一個普遍的客觀規律……是經常的、絕對的”[10](p.111)。平衡不是天然的、固有的，需要通過斗爭來實現。在這里，不斷打破平衡，尋求發展的哲學推導是成立的。然而，過于強調對立面之間的斗爭關系，淡化互補關系，忽視了和諧也是一種平衡的社會機理。在實踐中試圖用不斷革命的方法去促進生產的發展，不停地進行生產關系的變革，一味地開展上層建筑領域的革命，步入了急于求成的誤區。制度建設乃系統工程，最忌輕率和急于求成。辯證法首先是觀點，然后才是方法。哲學上的方法論，與通常所講的方法分屬兩個層次的概念，前者屬于世界觀層面，是從各種具體方法中概括出來的最一般的方法原則;后者則是哲學方法論在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的現實活動中的轉化形態，是實際工作中采用的具體方法、方式或手段。
第二，缺乏制度轉換，導致在哲學觀點和現實之間常常出現矛盾現象。馬克思說：“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真理性，這并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11](p.16)感性認識通過抽象飛躍到理性認識，理性認識通向實踐需要以試驗為手段。毛澤東以一個哲人的熱忱關注人類、自然和宇宙問題，較好地完成了第一個過程。然而在治國理政的實踐環節，卻數度暴露出問題，陷入了理論與實踐的誤區。如，在理論上堅持認為“沒有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12](p.305)。“世界上的每一差異中就已經包含著矛盾，差異就是矛盾。”[12](p.307)在實踐中卻忽略矛盾的實在性，實行平均主義分配原則，缺少激勵機制的“大鍋飯”，不僅顯失公平，也無益于提高社會生產率，阻礙了社會的良性發展。又如，他時常強調，“一切真知都是從直接經驗發源的”[12](p.288)。哲學乃理論范疇，理論的生命力在于密切聯系實踐，任何思想的自滿及其絕對化勢必導致僵死的教條和獨斷。因為認識是無止境的過程，所以哲學思辨的素材不斷豐富，哲學思考亦無止境。這是毛澤東推動哲學改造的一貫原則。然而，在社會主義改造提前完成，國民經濟迅速恢復發展，社會主義道路探索初步展開等一個接一個的勝利，使沖天干勁和科學精神發生了某些脫節[13](p.531)，毛澤東驕傲了，急躁了，以至于說，我們說的、做的超過了馬克思，超過了列寧;辯證法在我國有很大發展。他自己這樣講，理論宣傳中，則講得更兇。大躍進人民公社都是創造性發展，誰說半個“不”字就是右傾機會主義[14](p.599)。“這時候我們是一些蠢人…干過許多蠢事”[3](p.833)。
第三，忽視制度轉換，導致過度倚重決議和政策治國。“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8](p.1298)“一個革命政黨的任何行動都是實行政策。不是實行正確的政策，就是實行錯誤的政策;不是自覺地，就是盲目地實行某種政策。”[8](p.1286)這里闡明的是黨的政策策略同黨的認識過程和全部實踐密不可分的聯系。制定和實行政策策略是黨領導群眾的基本方式，是調節社會利益關系的重要手段，不可或缺。如不能處理好政策與制度建設的關系，就無法為社會運行提供良性的穩定機制。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實施后，尤其是50年代中后期形勢的復雜多變，毛澤東開始感覺法制不如政策靈活、應變快，在公開場合片面強調會議決議和政策在社會管理中的重要性，在法制問題上，甚至提出負面影響極大的觀點，直接導致二屆人大一次會議和人大會第四次會議相繼撤消了司法部、監察部和國務院法制局。出現過度倚重決議和政策治國的傾向。
回顧歷史我們悟出，“善政”和“善治”皆取決于“善制”，靠“人治”遠不及“法治”。必須處理好政策選擇和制度設計的關系，創新社會管理，保障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和政治民主的健康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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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的人生 哲學的電影
[摘要] 英格瑪·伯格曼的電影以簡約的影像風格、沉郁的理性精神和對生與死、靈與肉、精神與存在等一系列問題的探索，是對人生意義個性化的沉思。把哲學的命題作為影片的主題，這一直是伯格曼影片的標簽，他的一生都是用電影的語言來思考和演繹哲學問題，他的每一部影片都是一連串的反思與懷疑，否定和批判成為他的電影的基本精神特質，伯格曼通過電影打通了電影與哲學的關系，成為了世界影壇上為數不多的將電影納入嚴肅哲學話題的人物之一。
[關鍵詞] 伯格曼 電影 哲學 思考
doi：10.3969/j.issn.1002-6916..24.005
電影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活動，在人們的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近年來電影本身出現的哲理化傾向，使得哲學這一命題在電影中有了廣闊的生存空間。7月30日，瑞典電影大師英格瑪·伯格曼悄然離去，從此電影界又失去了一位以電影為生命并為之做出杰出貢獻的電影大師。英格瑪·伯格曼一生共拍攝了56部電影，他的電影是對人生意義個性化的沉思，顯示了歐洲人對于人生哲學、生命意義探索的喜好，把哲學的命題作為影片的主題，這一直是伯格曼影片的標簽。因此，伯格曼的影片是電影中的哲學，將伯格曼稱為電影界的哲學家，也并不過分。
1918年7月14日，伯格曼出生在瑞典的布薩拉，瑞典是富裕的北歐國家，它的社會現實，決定了英格瑪·伯格曼電影的基調。瑞典生活富裕而穩定，每一個人無需對金錢有太強烈的欲望，使得人們有較多的精力關注自己的內心和感受。伯格曼的電影，經常表現富裕生活背后人性的不完滿，人性的缺陷被充分暴露。在物質生活不再給人壓力的狀態下，幸福、快樂、滿足依然是浮光掠影，內心深處總是難以捕獲最簡單而持久的滿足。伯格曼的電影表現了自己對這些問題的深刻感悟，對應了歐洲社會很多人的共同感。
伯格曼由于其獨特的生活背景和個人性格，使得他對生活本質意義的思考顯得敏銳、準確和細膩。然而，這也是他痛苦的原因。伯格曼晚年孤身一人居住在一個只有幾百戶人家的波羅的海小島上，他的一生一共有5次婚姻或同居，共有9個孩子，但是，沒有一個孩子留在身邊。他在晚年承認自己是個膽小鬼，害怕人群，內心的孤獨無法排遣，他還說自己是一個永遠記恨的小心眼，因為他有一次揮拳打了批評他作品的評論家。中國古話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英格瑪·伯格曼在晚年袒露自己的內心，一方面是他誠實面對生活、誠實面對自己的表現，另一方面也是他試圖為自己的一生的不快樂尋找答案。他一直在思考，思考人存在的困惑等許多常常困擾我們的問題。所以伯格曼的一生沒有和哲學分開過，無論是在光怪陸離的電影當中，還是在寂靜的小島上，伯格曼一直干著一項工作——用電影來演繹哲學，用哲學來解釋存在。
一、對個人與現實之間的思考
伯格曼一直在思考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點點滴滴，在他的大多數影片中人與人的關系是復雜的、敏感的、緊張的。他們中有的拒絕交流，有的卻戴著面具交流，有的虛偽自私，有的難以抗拒誘惑，伯格曼自始至終都在試圖揭示人在現實當中的隔閡和疏離。
以《假面》①為例，伊麗莎白不愿說話，表明她放棄社會角色，希望摘下面具找回自己，單純的艾爾瑪為了盡職，也為了解悶，卻什么都說，但說著說著卻發現自己并不了解自己，最要命的是自己想的和做的不一樣。在伊麗莎白面前，艾爾瑪起初并不愿意滿足于向一位明星傾訴常人的悲喜。她說自己26歲，已訂婚，熱愛護士職業，而這些都是角色，也就是假面。
真實從性開始，有一天她講了自己野合的故事。故事就在這里巧妙地轉折，艾爾瑪看到伊麗莎白在寫給別人的信中透露了她的野合故事后憤怒無比，也就是說她接受不了自我被真實的曝光。交流的難以實現在這里就展開了，艾爾瑪開始想方設法折磨伊麗莎白，而伊麗莎白依然選擇沉默，巨大的交流阻力在這里爆發。
艾爾瑪以為伊麗莎白是病人是弱者，而伊麗莎白則把她當成了研究對象，其實本來沒有那么復雜的關系在這里就變得敏感而一觸即發，即使最后把她們歸結為一個人，伊麗莎白和艾爾瑪之間的交流還是難以實現的。她們都把思維禁錮在自己的世界里，于是總覺得外界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議，其實拋開了所有，你苦苦追求的那些若有若無的東西的價值又值多少呢?
“電影的特寫鏡頭是突出細節描寫的藝術。它無聲地展現了重要的、本質的事物：不僅描寫，而且評價。”②伯格曼鏡頭下的演員，每一張臉都是一個故事。他認為“特寫”可以直觸情感的世界，在伯格曼攝影機的描繪下，大多數人活得沒有尊嚴，內心充滿蒙羞、郁悶、憤懣。他的主人公總是試圖克服個人與現實之間的矛盾，在痛苦和困惑中尋求超脫，但往往又是徒勞的。很顯然，他的電影基調仍然是強調人的悲觀，在伯格曼看來，他的主人公的命運就是這樣讓人費解，都在痛苦中掙扎，卻又彼此不理解，于是冷漠，隔閡就在現實當中有了廣闊的生存空間。
二、對兩性情感關系的思考
人們把兩性關系比同兩個大國的關系，可見男女關系是多么難以處理。在伯格曼的影片中兩性之間的關系同樣表現得左右為難，主人公常常在痛苦當中徘徊。就像影片《狼之時刻》里的主人公艾爾瑪對著鏡頭發出的疑問一樣：在愛的世界里怎樣才能恰到好處?影片中的男主人公約翰雖然得到了妻子艾爾瑪的真愛，可是這份既存的感情還是與后來他和情婦維羅尼卡之間新生的感情相沖突。于是極度的興奮與煩惱不時襲來，難以平息，而蛻變成一種感傷、空虛、孤寂和不安的心境。在這時候人心和人性都成了無根的浮萍，開始在欲海里沉落，約翰最終沒有抵擋住色魔的誘惑。當他背叛發妻去和城堡里的舊情人維羅尼卡幽會時，他的靈魂就被心魔所控制，色欲讓他忘乎所以，不計后果，最終將生命引向悲劇。約翰最終沒有向神靠攏，而是投向了魔鬼的懷抱，這是人性的軟弱和人性墮落的表現，也讓他自食其果，留下孤獨的妻子艾爾瑪承擔由他的過錯造成的結局。
伯格曼通過他們的故事告訴觀眾，情感危機、錯位對一個人生活的影響和人們將為之付出的代價。在兩性情感的交往中，真愛被許多東西所粉飾，不是人不夠真誠，而是愛成了傷害，主人公都成了感情的奴隸。
三、對女性之間關系的思考
對于女性的面孔，伯格曼有著足夠的迷戀和尊重，他總是讓鏡頭離演員的面孔更近些，用眼神和面部肌肉的風暴，帶給人們心靈巨大的震撼。誠然，伯格曼對女性有著他異于常人的洞察力，但和其他關懷女性的導演相比，如阿爾莫多和溝口健二，伯格曼沒有將女性奉若神明的胸懷，連關心也談不上，他只是冷冷地注視著女性內心深層的切口?；钤诓衤庥袄锏呐孕蜗蟛o太多的性別特征和感召力，她們和伯格曼電影中的男人一樣模式思考著的，痛苦著的，外加一份女性特有的憂郁，也更加具備了言不及義和冷漠的風范。在伯格曼的影片中女人之間的關系充滿了詭異的色彩。
像影片《假面》中艾爾瑪和伊麗莎白一樣，起初艾爾瑪很悉心的照顧伊麗莎白給她講自己生活的點滴，從自己的社會身份到第一次性經歷，艾爾瑪都滔滔不絕地講給了伊麗莎白，而伊麗莎白看似在聽，實際上是聽之任之的態度，并且把艾爾瑪當成心理研究的對象，而當艾爾瑪得知自己被伊麗莎白當成研究對象而不是朋友時，她幾乎崩潰，她開始折磨伊麗莎白。但風波過后艾爾瑪重又恢復溫柔本色，她讓伊麗莎白靠在自己的胸前，她仿佛看清了自己。伊麗莎白也是一樣。人們最愛的是自己，最恨的也是自己。無論愛恨都成了一樁身不由己的極端“自私”的行徑。在影片的表現中，伊麗莎白代表了女性暗啞的一面，艾爾瑪則是女性明快的一面，實際上卻殊途同歸，共同步入交流無望的困境，變得更加虛無。在伯格曼冰冷的影像背后，洞穿的是人類對個體自身的虛妄的排解。也就是說，不管是演員還是護士，她們實際上是一體的，她們是一個人。
像艾爾瑪和伊麗莎白這樣的重疊影像，其實也表現在影片《安娜的激情》里面愛娃和安娜身上，雖然在現實生活中愛娃和安娜是兩個不同的人，但她們的情感經歷著同樣的危機與錯位。所幸的是她們倆之間沒有發生正面的沖突，而是在各自的情感世界里掙扎，在掙扎的同時，她們實際上走上來了同一條沒有未來的情感旅途，完成了在事實上角色和身份的融合。
四、父母與子女關系的思考
伯格曼在后來的回憶中，一再流露他童年時對父母之愛的渴求和得不到這種愛的怨恨。在他的影片中，父母與子女的關系總是顯得有點緊張，伯格曼對父母與子女關系的表達是殘忍的，尤其對母親，伯格曼更是毫不留情。在影片《假面》中，伊麗莎白撕掉了丈夫寄來的兒子的照片，并且試圖幾次打胎，憎恨責任、害怕痛苦、厭煩自己的孩子、放棄說話權利的伊麗莎白這時開始讓人痛恨。其實在影片剛開始伯格曼就用伊麗莎白冷冷的面孔面對裸體的兒童，在影片的最后他終于把自己的意思表達給了觀眾，在這里伯格曼對母性的攻擊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宣泄。 不過，對伯格曼而言，僅僅這些是不夠的，所以他在《秋日奏鳴曲》③里對母性做了依次剖析：艾瑪一直生活在母親強大的陰影下，她極其謙卑地生活，很壓抑地愛著，但當她有了孩子后，她再也壓抑不了自己，蘊積多年的愛爆發了，但不幸的是她的孩子夭折了，心靈的殘缺再也沒有彌補的空缺了，所以她把一切的恨都遷怒于母親，借著酒勁她開始發泄對母親多年的怨恨，而夏洛特自己卻用煙來保護自己，在煙和酒制造的氣氛中，女兒的愛恨交織和母親的麻木冷漠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但是在影片《芬尼與亞歷山大》中，媽媽變成了孩子的保護者，她們偉大而強悍，為了孩子，她們開始和外界抗爭，至此可以看出伯格曼對母親的怨恨徹底的釋放，一切變得陽光燦爛起來。
五、對宗教的思考
在伯格曼的所有作品中，最令人振奮的無疑是《第七封印》了。伯格曼正是憑借這部長片而獲得了國際影壇的尊敬。影片通過男主角參加十字軍東征的游歷過程，大膽地提出了幾個咄咄逼人的主題。首先，伯格曼肯定生存的痛苦、個人的孤立無援，接下來他大聲質問生與死的問題，大聲質問人與上帝的問題，質疑一種生存狀態，卻找不到可以歸去的精神家園，這一直是伯格曼的痛苦所在，也是伯格曼影片的特質之一。
伯格曼的父親是瑞典國教的高僧，他的家鄉布薩拉是瑞典聞名的歐洲小城，這里古老的大學和教會以及中世紀遺物和裝飾，都是構成他好多作品的題材。同時宗教家庭和家鄉濃厚的宗教氣息對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尤其是被稱為農民的壁畫特別多，這構成他以后《第七封印》的題材。另外海盜時代也為他《處女之泉》提供了背景。但他的宗教家庭對他影響最大，當時宗教生活的刻板偽善，使他對僧侶、律師、醫師等職業產生懷疑。在70年代接受瑞典電視臺采訪時，伯格曼說：“一種巨大的怨恨建立在我和父親之間。有一天，他打了我”。這種難解的心理情結一直貫穿著伯格曼的電影生涯。在伯格曼自己看來，他的世界中，所謂的上帝是不存在的，但在事實上伯格曼眼中的上帝和父親是一體的。因為對父親的反抗，他也和上帝開始決裂，所以在他的許多影片當中伯格曼總是讓主人公去探討上帝存在與否的問題，并且對上帝存在的問題也安排了追問和爭論。
結語
作為一名電影導演，伯格曼從1940年踏進電影界開始，他每年的電影產量是一部，而且多數都成了國際上赫赫有名的影片，做到這些是很了不起的，可伯格曼要做的不僅是這些，英格瑪·伯格曼終其一生的電影都是在表達自己的內心感受，從來沒有故意要迎合觀眾。但是，由于他在深層問題上的思考具有哲學的普遍意義，因而，他的思考方向獲得了觀眾的認可。很多人通過伯格曼的電影發現，許多生活中司空見慣的事物，原來充滿了矛盾。無論是《野草莓》、《假面》、《狼之時刻》、《安娜的激情》、《沉默》，或者是他后期的《呼喊與耳語》、《芬妮與亞歷山大》，他都在用電影的語言來思考和演繹著哲學問題，他的每一部影片都是一連串的反思與懷疑。否定和批判成為他的電影的基本精神特質。伯格曼通過電影打通了電影與哲學的關系，或者說，他把電影的精神品格提升到與哲學可以并駕齊驅的高度，從而使電影完全匯入到了人類現代主義文化思潮之中去了。
看了“經典哲學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