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通過對黑格爾關于市民社會和國家關系界定的批判，初步創立了唯物史觀理論。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讀后感的相關資料，希望對你有幫助!
唯物史觀的確立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人類做出的一大貢獻，這個理論的創立不僅與兩人的精神特質相關，也是理論歷史發展的必然。一般來說，一種新思想、新觀點的萌生總是在舊體系的“母體”中孕育和發展的，孕育唯物史觀的“母體”主要是德國古典哲學，尤其是黑格爾哲學，馬克思是在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中逐步創立唯物史觀的。
1846年完成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是目前學界公認的唯物史觀最終確立的標志，但唯物史觀理論經歷了一個初步創立、逐步形成與最終確立的過程，筆者認為1843年馬克思的手稿《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是唯物史觀思想的初步創立。
一、求學與思考――理論學習和繼承
在寫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前夕，馬克思還沒有確立起自己的哲學觀念體系。馬克思中學畢業后，在柏林大學接觸到了當時德國占統治地位的黑格爾學說，并成為一名青年黑格爾派者，認為自己的主要任務就是提出一個人人都重視的、準確的、不依賴于具體經驗的(先驗的)法學概念，然后在實際的法中研究它的發展。
從馬克思的思想歷程來看，他并不是直接從黑格爾哲學進入對黑格爾哲學批判的，而是經過了青年黑格爾派的中介。1841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中，雖然馬克思在處理自我意識和現實的關系問題上，既不同于黑格爾也不同于青年黑格爾派，但基本上還是信奉黑格爾哲學，是一名黑格爾主義者。
黑格爾的體系雖然是唯心的，但他的內容中卻貫穿著歷史方法，這使馬克思受益很多，他完全繼承了黑格爾的歷史方法，借助黑格爾的方法，馬克思最終克服了費爾巴哈的歷史唯心主義而確立了唯物史觀。
二、接觸現實與批判――實踐經驗的積累
從1841年大學畢業直至1843年，馬克思一直在為籌辦和主編《萊茵報》而忙碌，這是馬克思實際參加政治斗爭的時期，他遇到了以前從未遇到的對現實問題進行評價的問題，這也是馬克思思想發生轉變的關鍵時期，對馬克思社會思想的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政治斗爭使他開始同黑格爾學說決裂，最終走向唯物史觀。
1.《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是馬克思的第一篇社會論文，在這里他對出版自由的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沒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普魯士頒布的新書報檢查令，表面上是不同意對作家的寫作加以限制，實際上只是在舊的限制上加上新的限制，馬克思無情地揭露和批判了這一檢查令的虛偽性和反動性，指出反對出版自由，不僅是反人民的，而且是違反國家和法的本性的，是和理性國家的本質相違背的。
這里我們能夠深深地體會到馬克思的革命性，但同時也可以看出，他的世界觀仍然是唯心的，把國家、法看作是人的理性、絕對精神、自由的反映，這是馬克思投入到現實生活的第一步，是他逐步看清黑格爾哲學的唯心主義與現實之間的深刻矛盾的第一步。
2.1842年完成的《關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級會議記錄的論辯》中，馬克思分析了萊茵省議會辯論中各個等級的代表對待出版自由的不同態度，對妨礙人民言論和出版自由的專制國家制度的反動本質進行了又一次無情的批判，“在這里論戰的不是個別的人，即是等級”[1]，這說明馬克思已經意識到人們在思想觀點、政治態度上的對立是同等級地位的對立分不開的。
同年，馬克思以萊茵省議會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為個案，用長達近46頁的篇幅，對在省議會辯論中的諸侯等級代表、貴族代表、城市代表、鄉代表、報告人就一些法律條文的爭論作了詳細的解剖。在這些人的表現中，馬克思看到了與黑格爾的理論完全不同的另一面，他進一步把等級地位的對立與不同的社會集團和階級在物質利益上的對立聯系起來。
這樣的現實怎么能符合黑格爾式的立法部門是普遍利益的代表呢?恩格斯曾說：“對萊茵省議會辯論的批評，迫使馬克思著手研究有關物質利益的問題，在這方面他獲得了一些無論法學或哲學都不曾提供的新觀點”[2]。列寧曾評價馬克思這時期的著作說：“1842年發表的有馬克思在‘萊茵報’上寫的文章，其中包括對第六屆萊茵省議會上關于出版自由的辯論的批評、關于林木盜竊發法、維護政教分離等文章。從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已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轉向共產主義”[3]。
3.在《摩塞爾記者的辯護》一文中，馬克思同樣指出了國家不顧貧苦農民利益的事實，針對普魯士政府否認摩塞爾地區貧困同政府政策的聯系時，馬克思指出“在研究國家生活現象時，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視各種關系的客觀本性，而用當事人的意志來解釋一切。但是存在著這樣一些關系，這些關系決定私人和個別政權代表者的行動，而且就像呼吸一樣地不以他們為轉移。只要我們一開始就站在這種客觀立場上，我們就不會忽此忽彼地去尋找善意或惡意，而會在初看起來似乎只有人在活動的地方看到客觀關系的作用”[4]。馬克思已經意識到，摩塞爾河農民的貧困狀況，既不是由自然原因造成，也不應該從個別官員的過失找到解釋;國家對摩塞爾河農民的貧困處境無動于衷，也不能歸罪于個別官員的惡意，這一切都是由“各種關系的客觀本性”，首先是由當時的封建生產關系和普魯士專制制度所決定的。馬克思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普魯士的社會政治制度，說明馬克思已經看到了在社會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不是觀念的力量，而是等級地位和物質利益。
馬克思的這些論述，雖然還沒有正面批判黑格爾，但已經得到了一些與黑格爾思想相反的主張，只是沒有形成明確的理論立場。在現實中遇到與理論完全相反的事實，并沒有使馬克思感到無路可走，他也沒有回避這些矛盾，面對現實與理論的分裂，他勇往直前，決定對這些矛盾和疑問進行細致的研究，這便是在1843年3月《萊茵報》被查封后，他遷居到克羅茨納赫，決定從現實的反專制主義的斗爭中暫時退回到平靜的書齋。 三、退回書齋的反思――唯物史觀的初步創立
生活在克羅茨納赫的這段時間里，馬克思一面消化、總結《萊茵報》時期的實踐經驗，一面更深入的研究黑格爾，廣泛閱讀有關法國、英國和德國的歷史著作，他力圖用一種正確的世界觀回答、理解這一時期所遇到的種種現實問題，這一階段的研究成果構成唯物史觀形成過程中的重要階段，歷史唯物主義的最基本觀點正是在這里初步創立的，其第一個著作便是《黑格爾法哲學批判》。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是馬克思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其寫作緣起一方面是馬克思關注人類生存狀態的理論旨趣，另一方面緣起于他自己信奉的理論與現實的沖突。手稿針對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進行批判，是馬克思進行獨立哲學研究的開始，通過大量社會現實和歷史的比較研究對黑格爾的法哲學進行了批判，發現了黑格爾所有哲學的秘密，并在批判黑格爾的基礎上，通過自己確立的到社會歷史現實中去尋求問題答案的方法，闡釋了自己的思想，確立了今后基本的理論發展方向，即對社會現狀、人類社會進行批判研究，對社會生活進行正義追問，這些對馬克思實踐觀點的確立是重要的，為他以后的研究奠定了一個基礎，正是這樣一個角度才使馬克思最終確立了科學的唯物史觀和實踐觀。
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曾作過這樣的回顧：“1842年―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編輯，第一次遇到要對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為了解決使我苦惱的疑問，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性的分析，這部著作的導言曾發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鑒》上。我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規律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十八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稱之為‘市民社會’”[5]，由此看出，馬克思完成世界觀的轉變就是從批判黑格爾的法哲學開始的，普列漢諾夫曾指出：“馬克思闡明他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是從批評黑格爾的法權哲學開始的”[6]。
1.對市民社會和國家關系的顛倒
黑格爾在歷史上第一次從概念上把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加以明確區分，并發現了市民社會的經濟本質，但在他這里，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分別是絕對精神在倫理精神階段存在的三個實體性環節及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三個不同階段。家庭是直接的或自然的倫理精神、市民社會是倫理精神的“分裂”和特殊化、國家則是倫理精神的實現或現實化，家庭和市民社會屬于有限性的存在，從屬于國家，而國家是它們的內在目的，所以黑格爾的結論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
在馬克思的哲學思想成長中，他不僅接受了黑格爾的思想，而且也接受了費爾巴哈的思想，他運用費爾巴哈從存在到思維、從物質到精神的唯物主義認識路線，指出作為上層建筑的政治國家是從屬性的、第二性的東西，而市民社會、經濟關系的領域則是決定的因素、第一性的東西。馬克思在對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第262節進行分析批判時寫到：“家庭和市民社會本身把自己變成國家。它們才是原動力。可是在黑格爾看來卻剛好相反，它們是由現實的理念產生的。……政治國家沒有家庭的天然基礎和市民社會的人為基礎就不可能存在。它們是國家的必要條件”[7]。
馬克思指出，黑格爾把“理念變成了獨立的主體，而家庭和市民社會對國家的現實關系變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內部的活動。實際上，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前提，它們才是真正的活動者，而思辨的思維卻把這一切頭足倒置”[8]。于是馬克思得到了與黑格爾完全相反的結論：市民社會決定國家。這是他走向唯物史觀的關鍵一步，這一理論的提出是唯物史觀關于社會基本矛盾觀的萌芽，是唯物史觀創立、形成的開端，并由此確立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
2.揭露黑格爾唯心主義的方法論
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不僅批判了黑格爾唯心主義的國家觀，而且還揭露了黑格爾唯心主義的方法論，從根本上有力地摧毀了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馬克思指出，黑格爾把法哲學變成了應用邏輯學，即用唯心主義方法來處理社會政治問題。
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認為，揚棄市民社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分離的根本辦法和最終歸宿在于由市民社會進展到倫理國家。馬克思著力批判了這一點，他認為黑格爾的要害是把理念作為獨立的主體，而國家則是理念的現實表現，馬克思寫到：“重要的是黑格爾在任何地方都把理念當做主體，而把真正的現實的主體，例如‘政治情緒’變成了謂語。而事實上發展卻總是在謂語方面完成的”[9]。“在這里，注意的中心不是法哲學，而是邏輯學。……在這里具有哲學意義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邏輯，而是邏輯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邏輯來論證國家，而是用國家來論證邏輯”[10]。
馬克思還進一步指出：“對現代國家制度的真正哲學的批判，不僅要揭露這種制度中實際存在的矛盾，而且要解釋這些矛盾;真正哲學的批判要理解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從它們的特殊意義上來把握它們。但是，這種理解不在于黑格爾所想象的那樣到處去尋找邏輯概念的規定，而在于把握特殊對象的特殊邏輯”[11]。
四、總結
馬克思在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通過對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相互關系的批判性考察，最終發現了唯物史觀。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他第一次指出了市民社會在社會歷史中的重要作用，闡明了應當在市民社會中尋找國家的根據的觀點，并進而論述了了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思想，這標志著他突破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新的唯物史觀開始誕生。
縱觀馬克思思想發展史，1843年是馬克思早期思想發生轉變的重要時間點，一般認為，該年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是標志其思想開始發生變化的重要作品。與其他青年黑格爾派一樣，青年馬克思對黑格爾的國家哲學、法與市民社會的關系表現出濃厚的興趣，《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是馬克思研究黑格爾理性國家主義哲學的成果。但與其他青年黑格爾派不同的是，馬克思以其在《萊茵報》擔任編輯期間形成的較為成熟的政治實踐，使他更深層次的了解到理論哲學與現實現狀的巨大差距;以及他對黑格爾哲學不同于其他人的獨到且深入的研究，使他對黑格爾的國家觀產生了根本性的懷疑。這抑或是使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研究成為他思想史上發生重大轉變的重要原因(當然還有其他的因素)。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標志著馬克思從新理性批判法學觀轉向歷史唯物主義法學觀的開端。
黑格爾研究市民社會的大成之作是《法哲學原理》一書，馬克思以《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不同于黑格爾及黑格爾派的立場：即不同意黑格爾簡單的將市民社會揚棄于政治國家之中、政治國家決定市民社會的理論觀點，認為應堅持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分，且市民社會決定政治國家。這一立場對馬克思從政治國家到市民社會的思想轉變具有關鍵性的決定作用。
從馬克思的批判中可以發現的是，他對黑格爾的批判只要在于兩點，其一是黑格爾將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相分離這一近代社會特征的肯定;其二是批判黑格爾試圖消除兩者之間的對立和分裂而作的那些神秘主義色彩的論述。近代社會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個體與整體、特殊與普遍之間的關系問題。黑格爾的法哲學從國民經濟學角度來論述這一問題，確立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相互分離的理論。馬克思在對官僚政治和等級制國會的批判中深刻的認識到黑格爾理論的優越性，“黑格爾的出發點是作為兩個固定的對立面、兩個真正有區別的領域的‘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分離”。
但是，黑格爾總是試圖要消除這兩者之間的對立和分離。他試圖將官僚政治和等級制國會設定為中介機關，以此來避免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之間的對立，“想用復舊的辦法來消除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二元性”。黑格爾發現了現實社會中的矛盾，但又以客觀唯心主義哲學觀將其看成是觀念中的矛盾。在他看來歷史運動的主體是“一般觀念”，而不是具有實在意義的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只有當它們成為觀念中的某個環節即成為觀念的產物時才有意義，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實在矛盾最終會在觀念中實現同一。馬克思對這種主賓顛倒的觀點一語道破，“黑格爾的主要錯誤在于：他把現象的矛盾理解為觀念中、本質中的統一，而這種矛盾當然有某種更深刻的東西，即本質的矛盾作為自己的本質”，1馬克思認為，現實的實在矛盾才是主體，才是本質的矛盾，應用這種唯物主義式的方式去解決。
黑格爾對市民社會的核心觀點，是認為在其上設定普遍性國家的存在可以將市民社會的利益沖突，實現黑格爾所追求的同一。馬克思則認為，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對立和分裂是近代社會根本無法回避的現實，“事實上，這是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二律背反”，黑格爾的設想只能是一種虛幻。
基于對黑格爾的法哲學批判，馬克思從根本上與黑格爾對立起來，在市民社會這一問題上，他完全不同于黑格爾的觀點。雖然馬克思接受了黑格爾關于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對立的理論命題，但卻比黑格爾還更堅持這一對立現實。如前所述，黑格爾的市民社會本質上是一個以私人利益為核心的經濟社會，是屬于國民經濟學范疇的概念，與代表普遍利益的政治國家是根本對立的;但其出于客觀唯心主義哲學觀，煞費苦心要將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對立關系消除，設定官僚政治、等級制國會等中介環節，可想而知，這種根本性對立無法真正消除與國家的普遍性之中。近代社會確實是要解決個體與整體之間關系――分離的問題，黑格爾是以國家來解決這一問題，但他或許還忽略了一點，近代社會不同于中世紀的根本特征在于：物質的經濟生活與公共的政治生活的分離。所以，馬克思堅持著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二分，對他的思想產生了重大變化：
其一，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根本對立，這一異質性的根源在于市民社會。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二分，就是經濟與政治的二分;要了解這種異質性，就要揭示市民社會的結構;而這必須從黑格爾所講的國民經濟學的角度進行研究才能達致。這對馬克思發現物質的經濟關系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其二，馬克思的研究重心從國家轉向市民社會，并在其后的手稿中意識到，依靠國家是不可能解決市民社會的內在矛盾的，解決辦法只能是依靠市民社會本身的物質力量。
這之后的馬克思發生了較為重大的轉變，從《<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德法年鑒》、《論猶太人問題》到《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他從研究國家哲學向國民經濟學的研究轉移。
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已經深刻意識到市民社會的本質在于私人的經濟利益關系，但仍停留在較為片面的層面，只從特殊性原理的角度去理解市民社會。他雖然強調了要從市民社會內部去克服人的政治異化，但沒有提出由誰去完成這一任務。隨后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認為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實現這一任務，是因為，無產階級產生于市民社會，卻失去作為市民社會成員的資格，被排除在市民階級之外，所以只有無產階級最有可能從市民社會內部摧毀市民社會，克服人的政治異化，從而實現人的解放。《德法年鑒》中，馬克思論述了市民社會中人的異化狀態、階級分化的現象以及無產階級的概念，但因缺乏國民經濟學的知識，所以只停留在哲學的角度。
但從巴黎時期開始，馬克思就開始學習英法兩國的國民經濟學，在已有的經濟學成果基礎上對市民社會進行批判。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德意志意識形態》逐步確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法哲學觀。其一生的摯友恩格斯，對其這一時期的思想轉變評價道：
“馬克思從黑格爾的法哲學出發，得出這樣一種見解：要活的理解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鎖鑰，不應到被黑格爾描繪成‘大廈之頂’的國家中去尋找，而應當到黑格爾所那樣蔑視的‘市民社會’中去尋找。但關于市民社會的科學，也就是政治經濟學，而當時要切實地研究這門科學，在德國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英國或法國才有可能。”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寫于1843年，標志著馬克思徹底完成了世界觀和立場的轉變，19世紀40年代，資本主義在歐洲迅速發展，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日益加深，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日益尖銳，工人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為反對資本主義壓迫和封建專制制度進行了聲勢浩大的斗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是割開德國封建專制制度的手術刀，也是工人階級世界觀轉變的思想明燈。
文章首先就提出并闡述宗教批判的根據是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了人。闡述了在德國，只有批判了宗教，才是一切批判的前提。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深刻揭露了宗教的本質，并實現了世界觀和立場的轉變，也深深影響了世界工人階級的現實理想的追求，宣布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個理論為立足點的解放，讓工人階段用哲學來武裝思想，而不是宗教。而我們做為共產黨員，則必須是一個無神論者，毛澤東指出：“共產黨員可以和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動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但是決不能贊同他們的唯心論或宗教教義”(《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頁)。習近平指出：“共產黨員要做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者，嚴守黨章規定，堅定理想信念，牢記黨的宗旨，絕不能在宗教中尋找自己的價值和信念。”(《光明日報》4月24日)。要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堅守這條政治紀律。
其次，文章又以聯系德國的國家哲學和法哲學來進行探討，對德國當代政治制度進行否定，即對封建專制制度否定。抨擊了歷史法學派，說是它本身不是德國歷史的杜撰，那就是他杜撰了德國歷史。并提出了“向德國制度開火!一定要開火!”的思想。最后得出了“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閃電一旦徹底擊中這塊素樸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人。”之后1917年11月7日取得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性質的政權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我們黨1949年10月至今代表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和統一戰線，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都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下，解放出來的工人階級。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論述了革命理論同革命實踐相統一的思想，同時首次明確地闡述了無產階級消滅一切奴役、實現人的解放的歷史使命。
看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讀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