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花:附生或地生草本，葉數枚至多枚，通常生于假鱗莖基部或下部節上，二列，帶狀或罕有倒披針形至狹橢圓形，基部一般有寬闊的鞘并圍抱假鱗莖，有關節。總狀花序具數花或多花，顏色有白、純白、白綠、黃綠、淡黃、淡黃褐、黃、紅、青、紫。既然說到蘭花，那么我們就一起來了解下古代誰具有蘭花的品質，并且他選擇隱居了。
蘭花象征具有的品質是淡雅，清秀，飄逸，超凡脫俗，君子~
1、君子 出自孔子家訓 “氣若蘭兮終不改，心若蘭兮終不移”。以及孔子“蘭當為王者香”
2、高潔出塵的品質 ——“蘭生于幽谷，不以無人而自芳”。另見朱德元帥“縱使無人見欣賞，依然得地自含芳。”
3、才俊 ——“芝蘭玉樹生階下”，出自東晉謝安與其子侄對話。聯想到的人物，近現代代表人物主要有張學良和朱德，張學良人稱蘭花將軍。清代鄭板橋，宋代趙匡胤，以及東晉的謝安，王羲之等。聯想到的書法作品：蘭亭集序。蘭亭在今紹興市郊，古代為勾踐養蘭練兵之所。后為王羲之家別墅。蘭文化的核心地位是孔子創造的，雖然當時他所說的蘭是指一切有香氣的會開花的草，而不僅僅是今天的蘭科植物。自古以來人們就把蘭花視為高潔、典雅、愛國和堅貞不渝的象征.蘭花象征高尚。蘭花風姿素雅，花容端莊，幽香清遠，歷來作為高尚人格的象征。詩人屈原極愛蘭花，在他不朽之作《離騷》中，多處出現詠蘭的佳句。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蘭花被譽為“花中君子”、“王者之香”。對于中國人來說，蘭花還有民族上的深沉意義。
在中國傳統四君子梅、蘭、竹、菊中，和梅的孤絕、菊的風霜、竹的氣節不同，蘭花象征了一個知識份子的氣質，以及一個民族的內斂風華。因此對于蘭花，中國人可以說有著根深蒂固的民族感情與性格認同。 蘭花，那飄逸俊芳、綽約多姿的葉片;高潔淡雅、神韻兼備的花朵;純正幽遠、沁人肺腑的香味自古以來受人喜愛。所以，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養蘭、賞蘭、繪蘭、寫蘭，一直是人們陶冶情操、修身養性的重要途徑，被譽為"國香"、"王者香"的中國蘭花成了高雅文化的代表。幽懸蘭草遇凈土而生 不因無人而不芳...脫俗矣! 蘭花淡泊、高雅、美好、高潔、賢德，在萬花之中有其神似生命之身，獨具特色的風格與品格。蘭花出深山而不忘深山，入城市而不戀城市，富不忘本，窮不忘源，品格可謂高尚。蘭花從大城市移植到鄉村、農舍，只要遵循其生長規律，對于每一個人都能投之以桃、報之以李。蘭花美化環境，凈化空氣，凈化人的靈魂，陶冶人的情操，調節人的心態、情緒，默默無聞，奉獻于人。蘭花寧靜，不張揚，持久的清香，不濃烈，只有用心的人才會體會到她的高雅和美。
陶淵明生于公元365年，一名潛，字元亮，尋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生活在東晉后期，這時政治黑暗，貴族腐敗，門閥制度森嚴，階級矛盾十分尖銳。其曾祖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官至大司馬，封長沙郡公。他的祖父和父親曾經作過太守一類的官，但到陶淵明時，家境已經沒落，因此他從小就過著貧困的生活。他少年時曾有過豪放的生活，志向遠大。他接受了儒家的用世思想，有“大濟于蒼生”的抱負，很希望建功立業。他曾寫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少年壯且厲，撫劍獨行游”，“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他少年好學，知識淵博，詩、賦、文寫得都非常出色。但由于政治黑暗，門閥制度的排擠，無法施展他的政治抱負，這就是他仕途不通和悲劇的原因。
蕭統在《陶淵明傳》里寫道：“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這里記載了陶淵明29歲時初仕為江州祭酒。但由于“不堪束職”，時間不長便解職回家了。后來他又于晉元興三年為鎮軍將軍劉裕參軍，次年又為建成將軍劉敬宜參軍，因心不悅回了家。回家后，耕植不足以自給，再加上孩子多，生活沒有辦法。親戚和朋友都勸說他出去作官，他的叔父陶夔曾任太常卿，見他生活困苦，遂加引薦，于是被任為小縣之令。那時正值戰亂，他害怕到遠處任職，而彭澤縣離家不遠，俸祿又足夠他釀酒，他就在彭澤縣任職。他任職后，給家里送一服役的人，并寫信說：“家里生活十分困難，現在送給你們一個服役的人，幫助你們耕種田地。他也是人呀，請你們好好待他。”年底，郡督郵來縣巡察，縣吏告訴他，應該穿戴得整整齊齊地去恭迎郡督郵。陶淵明嘆息說：“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經去職。后來，他寫了《歸去來辭》這篇傳世之作。詩人在序文里交代了寫作原因。他十分坦城地講，就任縣令，是為生計所迫;之所以辭職、是因為“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已交病”。這就是說，寧可餓肚子，也不愿違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跡官場了。辭中敘述了他辭官的決心和心情：“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陶淵明辭官歸隱，是對黑暗現實的有力反抗。但文中有些樂天知命思想是不足取的。這篇文章語言清新.樸素自然.敘事、寫景、抒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感情真實充沛，富有抒情意味。宋代著名作家歐陽修曾贊揚說：“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陶淵明在《歸田園居·少無適俗韻》中寫道：“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
從陶淵明29歲為州祭酒至辭官彭澤今共13年。他看不慣當時政治的腐敗.從而結束了他的仕途生涯， 陶淵明最后的這20余年的田園生活和其他隱士們的隱居山林不同。陶淵明隱居的本身就是對于黑暗現實不同流合污的一種反抗，反映了他對現實的不滿。這和逃避現實不一樣。這在他的詩歌中都有反映、如《歸田園居》、《飲酒》中的“結廬在人境”、“長公曾一仕”;《擬古》中的“少時壯且厲”;《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述酒》《讀山海經》中的“巨猾肆威暴’、“精衛銜微木”：《雜詩》中的“白日淪西阿”;以及《詠荊軻》等等。在這些詩中，詩人歌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羈身戀歸林，池魚思故淵。”“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短短幾句，對仕途的厭惡之情溢于言表。“青松在東園，眾草投其姿;凝霜殮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這里，詩人以青松自比，雖然“卓然見高枝”，但在那門閥制度森嚴的時代，仍不能人盡其才，物盡其用。還有，“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比懷悲凄。終曉不能靜。”“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雖然他看到自己的理想無法實現，但他還不愿服老，還想繼續作一番事業，建功立業。至于《詠荊何》、《讀山海經》，詩人通過對古代英雄戰斗精神的頌揚，反映了詩人自己反抗黑暗現實的思想，表現了他“金剛怒目式”的一面。說明他沒有忘懷現實，也沒有放棄他的偉大理想。
陶淵明的田園生活，還有一個明顯的特征，這就是他能親自參加生產勞動，接近勞動人民，歌頌勞動，在當時社會士大夫鄙視勞動的情況下，這本身便具有進步意義，同時也使他的田園詩具有勞動生活氣息。參加勞動，尊重勞動人民，能和勞動人民生活在一起，并且感到有很大的樂趣，這確實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癸卯歲始春懷左田舍》二首、《歸園田居》、《庚戍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等，都描寫了詩人參加勞動的情況：“在昔聞南苗，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夙晨裝吾駕，啟涂情已緬。”“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人負來還。”“溫原長如此，躬耕非所嘆。”作為封建社會的一個詩人，能夠早出晚歸辛勤耕作，并且要“長如此”，這在中國文學史上還是少見的。這不僅是勞動本身的意義，而且也是對勞動觀念的變革。“人生歸有道，衣食因其端”，詩人在這里宣揚了依靠勞動而食的真理，這種觀點確實是十分難得的。他對勞動人民的感情也是十分真摯的：“且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于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觴遠見候，疑我與時乘。”從這些詩中，我們可以看出詩人與勞動人民的密切關系，他們在一起聊天談心，喝酒，真是無所不談。
詩人還謳歌田園風光，這也是陶淵明詩歌的一大特點。與歷代文人學士所寫的不同，在于他不是美化現實，也不是純粹欣賞田園風光，而是把田園風光和黑暗的仕途生活相比較而寫的：“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呔深巷中，雞鳴桑樹巔。”這里寫的田園風光多么美，難怪后人把他稱為隱逸詩人之宗，開創了田園一派，評價確實很高。其實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田園生活并非如此美妙，它經常遇到天災人禍，就連詩人也是“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更不要說比詩人更加貧苦的廣大農民了。詩人這樣寫是把美麗樸素的田園風光與黑暗污濁的仕途生活加以鮮明的對比，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佳途的虛偽。他把黑暗的對途比作“迷途”、“樊籠”，他把自己誤入佳途比作“羈鳥”、“池魚”一樣不得自由而痛苦。所以他決心回到田園，重新獲得精神上的自由。況且，詩人心中并不平靜。他曾寫到，“猛志逸四海，寒翮思遠翥”，“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說明這才是詩人的“真意”所在。
陶淵明是田園詩之大家，其實，我們應該更多地注重他的政治理想。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世外桃源”。詩人在農村接近了人民，了解了人民的饑苦，他又不滿當時仕途的黑暗虛偽，他寫道：“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重華去我久，貧上世相尋”。他根據西北人民逃避待秦暴虐的情形，又根據《三國志》記載;“田疇人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余家”。詩人根據這些傳聞，把他的理想形象地表現在《桃花源記》里，在這個“社會”里，“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重孺縱行歌，斑白歡游指”，人人都“怡然自樂”。這里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勞動，大家過著富庶和平的生活。這個世外桃源集中地反映了詩人和勞動人民的美好愿望。它和當時黑暗的社會現實成了鮮明的對比。毫無疑問，這也是詩人對封建社會的一種否定，這種理想在當時社會情況下當然不可能實現，但它的進步意義是不可否定的。這里雖然有老子小國寡民思想的影響，但它是詩人歸田后對農村生活實踐的結晶，是思想進一步發展的結果。這種理想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志士仁人所向往的，它是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財富。困此，陶淵明是一位偉大的詩人，在中國文學史上應該占有重要的位置。過去的一些人把他當作一位完全脫離現實的飄然靜穆的典型，這是不對的。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陶潛正因為并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
陶淵明在躬耕生活中，家境十分困苦。他在《有會而作》詩里寫道;“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在這首詩序里寫道：“舊谷既沒，新谷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尚悠，為患未已。”可見他的生活困乏到何種程度!就在這一年即公元426年，江州刺史檀道濟去看望他，他在家已經餓著肚子躺了很久了。擅道濟對他說：“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說“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擅道濟送給他一些吃的。陶淵明在《乞食>詩里也寫道：“饑來驗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即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詩人在困苦之中，寫了《挽歌詩》三首、《自祭文》一篇，于公元427年離開了人世，享年63歲。一個偉大的詩人，落得這樣凄慘的結局，不能不說是時代的悲劇。他給我們留下的詩歌，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不為五斗米折腰、不同流合污的品格，為后代許多正直、進步作家和人們所景仰。當然他詩中的人生無常、樂天知命的人生態度也產生了一些消極的影響。有《陶淵明集》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