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字君卿，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出生于京城長安。他的青少年時期正值開元、天寶的繁榮盛世，而他所在的家庭，則可稱得上是詩書簪纓之家。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一、史學思想
唐代中期，社會由盛轉衰，因此研究史學者多以致用為要，杜佑也不例外。其史學思想在于為現實服務，探討治國之道。
此外，杜佑認為，“現在”來自于“過去”，古人有適合古人的生活方式，今人有適合今人的生活方式，今人無法恢復到古人的生活中去。因此，厚古薄今實為不智，制度貴在適時從宜，這種進化式的史學思想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
杜佑對“天命”說也較不看重，在他眼中，所謂天命固然存在，但國家政治與社會發展的興衰治亂，人事的作用超過天時。制度安排的“勢”促進人事，人事因素影響社會，因此，重人事，重制度也就成為他著述的一大特點。
二、政治思想
杜佑的政治思想，主要體現在對政府的制度建設問題上，略有點。其一，中央集權優于分權封建，更有利于國家富強，長治久安，而分權封建制則容易令國家迅速滅亡。其二，治國的目的在于富民，富民即能夠富國，國富則能夠民安，“富”與“安”相輔相成。其三，強調禮樂對國家治理的重要性，認為禮規范了社會道德和準則。治政的中心在于禮樂的健全。治國應該禮制為主，而禮制教化還需有刑法輔助，“禮”為本，“法”為標。其四，國家必須重視選舉用人，因此要重視選舉制度，以實干為要，去除浮華不實的風氣，也需要重視對人才的培養教育。
三、經濟思想
在杜佑的政治思想中，“民本”思想是較為濃厚的。他以農業為本，強調經濟發展，“教化之本，在平足衣食。”“農者，有國之本也”。其經濟思想略有四點，其一，反對土地兼并和買賣，主張恢復均田制，以阻止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形勢。其二，控制足夠的納稅人口。惟有如此，政府才能擁有足夠的資金，也才能維持政治穩定。其三，薄賦稅，輕徭役，避免橫征暴斂令民不堪，民怨載道，則人心已去。其四，重視貨幣，認為國家必須對貨幣經濟進行干預和管理，重視貨幣的功用，貨幣單位必須單一、統一，從而讓社會經濟正常運行。
四、《通典》簡介
《通典》共200卷，近150萬字，全書由“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法”、“州郡”、“邊防”等共九個門類組成。所覆蓋時間上至遠古，下至唐德宗貞元年間，幾乎每一事項都有精心的材料選擇考察和觀點。對歷代典章制度的源流演變作了詳細的敘述，反映了杜佑進步的史學觀點。
此書開典制體通史著作之先河，“把典章制度的發展衍變以及人們對有關典章制度在實際貫徹中之得失利弊的評論、分析，作為人類社會歷史的重要方面看待，從而進一步開拓了歷史認識和歷史撰述的領域，從理論上奠定了典制體史書發展的基礎。而典制體史書的發展，從全局上改變了史學發展中編年、紀傳‘角力爭先’的格局，對推動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有重大意義”(梁啟超)
此外，《通典》一書還具備巨大的史料價值，對歷史研究者來說，《通典》本身就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獻資料集。
杜佑(735—812)，字君卿，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出生于京城長安。他的青少年時期正值開元、天寶的繁榮盛世，而他所在的家庭，則可稱得上是詩書簪纓之家。所謂“城南韋杜，去天尺五”的“杜”，指得正是杜佑這一脈杜氏。
杜佑的父親杜希望，從地方上一個七品小官做起，直到隴右節度使，在任幾年，邊境安，倉廩足。后因事遭貶至西河太守，在任也是政績斐然，當地有《杜公遺愛碑》歌頌其事。
杜佑不到20歲時，即以父蔭入仕，在濟南擔任參軍一職。天寶之亂后，他又到吳越地方當剡縣縣丞。他在剡縣大概待了七八年之久，縣丞一職職微事繁，且較為主要的職責在于治訟，這段經歷使他積累了許多經驗，擁有了斷事干練的能力。后來他去探望父親的好友，潤州刺史韋元甫時，對一樁不好處理的冤案發表意見，很得要領，由此得到元甫賞識，做了司法參軍。后來韋元甫官至浙西觀察使、淮南節度使，杜佑一直深得其信任，在幕府中任職，官至檢校主客員外郎。
再有當改革派勢力較重，幾位政見不同的宰相紛紛辭退時，杜佑卻堅持上朝當政。他在當時對政治發展局勢的穩定起過一定作用。在憲宗時，對經濟政策、貨幣政策的調整也做過許多有實際意義的事情。
元和七年，杜佑在再三懇請后，被準許退休。但僅僅五個月后，即因病去世，終年七十八歲。贈太傅，謚安簡——“安和不爭曰安，寬容平和曰安”，“一德不懈曰簡，平易不訾曰簡，理典不殺曰簡”。
“佑性敦厚強力，尤精吏職，雖外示寬和，而持身有術。為政弘易，不尚皦察，掌計治民，物便而濟，馭戎應變，即非所長。性嗜學，該涉古今，以富國安人之術為己任。”
“佑性勤而無倦，雖位極將相，手不釋卷。質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則燈下讀書，孜孜不怠。與賓佐談論，人憚其辯而伏其博，設有疑誤，亦能質正。始終言行，無所玷缺。”
——《舊唐書•列傳第九十七》
“佑清明廉直，溫毅宏重。易簡之道，本于健順，忠智之謀，發為事業。慮善以動，得時大行。其初筮仕，州府交辟。韋尚書實為己知。始自掾吏，累為命介。盈庭闕辦，積歲遺留者，片言以聽斷。含冤自誣，具獄論殺者，覆視而全活。江介吏師，以為神明。”
——權德輿《杜公淮南遺愛碑》
“大司徒杜公在維揚也，嘗召賓幕閑語：‘我致政之后，必買一小駟八、九千者，飽食訖而跨之，著一粗布爛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又曰：‘郭令公位極之際，常慮禍及，此大臣之危事也。’司徒深旨，不在傀儡，蓋自污耳。司徒公后致仕，果行前志。諫官上疏，言王公不合入市。公曰：‘吾計中!’計者即自污耳。”
——劉禹錫《劉賓客嘉話錄》
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穀則國用備，辨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謂之治政。夫地載而不棄也，一著而不遷也，安固而不動，則莫不生殖。圣人因之設井邑，列比閭，使察黎民之數，賦役之制，昭然可見也。自秦孝公用商鞅計，乃隳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兼并逾僣興矣。降秦以后，阡陌既弊，又為隱覈，隱覈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眾功，藉眾功則政由群吏，政由群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眾多之胥，欲紀人事之眾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算，亦不可得而詳矣。不變斯道而求理者，未之有也。夫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若使豪人占田過制，富等公侯，是專封也;賣買由己，是專地也。欲無流粵，不亦難乎!
——《通典•卷一》
其行教也不深，其取材也務速，欲人浸漬於五常之道，皆登仁壽之域，何可及已。夫上材蓋寡，中材則多，有可移之性，敦其教方善。若不敦其教，欲求多賢，亦不可及已。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而況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華，失之愈遠。若變茲道，材何遠乎?
——《通典•卷十三》
國朝李靖平突厥，李勣滅高麗，侯君集覆高昌，蘇定方夷百濟，李敬玄、王孝杰、婁師德、劉審禮皆是卿相，率兵御戎，戎平師還，并無久鎮。其在邊境，唯明烽燧，審斥候，立障塞，備不虞而已。實安邊之良算，為國家之永圖。玄宗御極，承平歲久，天下乂安，財殷力盛。開元二十年以后，邀功之將，務恢封略，以甘上心，將欲蕩滅奚，契丹，翦除蠻、吐蕃，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一而言萬，寵錫云極，驕矜遂增。哥舒翰統西方二師，安祿山統東北三師，踐更之卒，俱授官名;郡縣之積，罄為祿秩。(開元初，每歲邊費約用錢二百萬貫，開元末已至一千萬貫，天寶末更加四五百萬矣。按兵部格，破敵戰功各有差等，其授官千才一二。天寶以后，邊帥怙寵，便請署官，易州遂城府、坊州安臺府別將、果毅之類，每一制則同授千馀人，其馀可知。雖在行閒，僅無白身者。關輔及朔方、河、隴四十馀郡，河北三十馀郡，每郡官倉粟多者百萬石，少不減五十萬石，給充行官祿。暨天寶末，無不罄矣。麋耗天下，若斯之甚。)於是驍將銳士、善馬精金，空於京師，萃於二統。邊陲勢強既如此，朝庭勢弱又如彼，奸人乘便，樂禍覬欲，脅之以害，誘之以利。祿山稱兵內侮，未必素蓄兇謀，是故地逼則勢疑，力侔則亂起，事理不得不然也。
——《通典•卷一百四十八》
秦漢之后，以重斂為國富，卒眾為兵強，拓境為業大，遠貢為德盛，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用生人膏血，易不殖土田。小則天下怨咨，群盜蜂起;大則殞命殲族，遺惡萬代，不亦謬哉!則五帝三王可以師范。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纖介畢書，樹石無漏，動盈百軸，豈所謂撮機要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