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智慧的追求使哲學具有恒久彌新的價值和獨特的魅力,今天的哲學教育似乎正在背離它原來的目標,把哲學知識等同于哲學智慧,哲學教育成了對既定哲學遺產的繼承。以下是小編整理分享的關于哲學小論文的相關文章，歡迎閱讀!
哲學教育與哲學智慧
摘 要:對智慧的追求使哲學具有恒久彌新的價值和獨特的魅力,今天的哲學教育似乎正在背離它原來的目標,把哲學知識等同于哲學智慧,哲學教育成了對既定哲學遺產的繼承。為此,必須恢復哲學的智慧功能。首先,教育方法應注重啟發性和探討性。其次,考核方式上應注重能力的評價。相信憑著哲學的智慧,哲學教育終將擺脫困境,走向美好的明天。
關鍵詞:哲學教育 哲學智慧 自然辯證法 教學 改革
1. 何謂哲學
自古以來,有多少個哲學家就有多少關于哲學的定義,即使在今天,我們也很難給出一個清晰、完整而又為大家都接受的定義。然而,哲學的歷史和人類自身的歷史一樣悠久漫長,它已成為人類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向人們展示出時代的精神和智慧,它把人們心中所有、筆下所無的思緒進行提煉、加工,成為照亮眾人的智慧之光。由此可見,不管人們把哲學稱之為什么,毫無疑問,哲學是一門追求智慧的科學。從詞源來看,哲學起源于古希臘文philo(愛) sophia(智)兩個詞,譯成漢語即“追求智慧”之意。在這里,智慧不等于知識,如果說知識屬于靜態的范疇,那么智慧則屬于動態的范疇。智慧最重要的涵義就是它的創造力和想象力,人們對宇宙、時代的認識只有掙脫了靜態的知識表面,充分發揮想象力和創造力,才能升華成動態的哲學智慧。智慧的第二個涵義是哲學的洞見。哲學洞見不是指哲學知識,因為知識的堆砌不等于智慧。不僅如此,知識會老化,而哲學洞見不會老化,也不會被歲月的塵埃所覆蓋,相反,哲學智慧具有恒久彌新是價值。正因為如此,成書于2千年前的《道德經》和《柏拉圖全集》才沒有因年代的久遠失去其重要的科學文化價值,而是代代相傳,成為人類精神文化的寶貴財富,也正是這種對智慧的追求,使哲學具有充分的生存權和獨特的魅力,從而讓一代又一代的人為之癡迷,,為之陶醉。然而今天的哲學教育卻并不盡如人意,哲學教育步履艱難。
2. 哲學教育的誤區
作為一門追求智慧的科學,哲學教育似乎正在背離它原來的目標。雖然人們仍然在不斷論證哲學的智慧,其實質卻已逐漸蛻變。人們忽視哲學的智慧功能,把哲學知識等同于哲學智慧,從而使今天的哲學教育出現諸多誤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哲學教育當成了對既定哲學遺產的繼承。眾所周知,哲學具有啟迪人們智慧的功能,同時,正是這種啟迪智慧的功能使哲學具有恒久的魅力而在各門學科爭奇斗艷的百花園中占據一席之地,哲學教育也從柏拉圖學園發展到今天的大學教育。然而,遺憾的是,由于對哲學的誤解,人們往往把哲學知識等同于哲學智慧,結果是把哲學教育當成對既定哲學遺產的繼承,使哲學課堂成為向學生灌輸哲學知識的場所,這種對哲學智慧功能的放棄,必然導致哲學教育的對象失去對哲學的興趣。在校園之內,學生厭學,教師厭教;在校園之外,人們對哲學也是“另眼相看”,最終導致人們對哲學本身的放棄,進一步引發哲學教育的危機。
3. 恢復哲學的智慧功能
首先,教育方法應注重啟發性和探討性。正如大家所知,哲學的魅力就在于它對自然、社會和人生的批判性思考和理解的智慧,而不是某種現成的具體的結論。因此在教學方法上,哲學教育更應著重啟發學生的思維,而不是單純在課堂上灌輸某些現成的哲學知識[1],我校是一所醫學院校,對于一個醫學生、一個未來的醫務工作者來說,如何正確理解和評價諸如醫學發展的目的,現代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轉變,醫學中人文精神的缺失等醫學發展和醫療實踐中的理論問題和哲學問題,并進行批判性的反思對于學生今后的發展和適應非常重要,也是一個必然要面臨的課題,如果只是就醫論醫,缺乏批判和反思的意識和能力,在復雜的現實面前可能就會感到無所適從。正是基于此種考慮,在我校自然辯證法課程的教學中,引入醫學哲學中的若干焦點,熱點問題。
其次,考核方式上應注重能力的評價。一直以來,對學生的考評都是以其對哲學知識掌握的程度為唯一標準,這種考核方式往往使學生把注意力單純投向對哲學概念和哲學原理的掌握,從而形成一種哲學即等于哲學知識的錯誤觀念,完全忽視了哲學最重要的功能—啟迪智慧,學生可能因死背概念、原理而獲得高分,但分析和思考問題的能力卻未得到鍛煉和提高,因此,我校自然辯證法教學改革中,改變了過去只注重哲學知識掌握的方式,在考核方式上將卷面考試與平時課堂的發言,討論以及出勤情況結合起來,將知識與能力結合起來。為了激發同學分析、思考問題的積極性,鼓勵同學們積極參與到課堂發言和討論中來,一是平時每一次發言都由同學自己簽名,同時學期最后對討論發言的情況進行評優,包括小組評優和個人評優。在最后對本門課程學習的評價上,除了期末的卷面考試成績以外,還包括平時成績分,主要包括專題發言,討論發言分,考勤分,對于討論發言評優的同學實行加分機制。
總之,哲學教育要走出誤區,擺脫困境,就必須進行改革,必須從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以及考核方式等各個方面采取措施,而這三方面又是相輔相成、密切聯系的[2]。考核方式的改革往往關系到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改革能否有始有終,沒有考核方式的改革做支持,其他改革可能落個虎頭蛇尾,不了了之;相反,沒有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的改革,考核方式的改革也難以收到滿意的效果,最終只能不歡而散。因此,哲學教育改革必須從各個方面齊心協力,可以預見,它的路是漫長的和艱辛的,但是應該相信,憑著哲學的智慧,哲學教育終將擺脫困境,走向美好的明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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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李虹(1963-),女,湖南湘潭人,北京中醫藥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哲學碩士,主要從事醫學哲學、衛生法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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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哲學:哲學的分支學科
“翻譯哲學”這一概念產生在20世紀后期翻譯研究與哲學相互影響和促進的過程中，但哲學和翻譯研究界對其卻是各有不同釋義，甚至還有不少反對的觀點，指責其是一種庸俗的概念。本文在梳理中西哲學和翻譯研究史中相關“翻譯哲學”概念的論述基礎上，通過比較和分析不同時期中西翻譯哲學概念的內涵差異，指出翻譯哲學是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我們應從哲學的角度定義翻譯哲學。翻譯哲學是論述翻譯中出現的哲學問題，從哲學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論上對翻譯進行考察，追問翻譯和翻譯所涉的意義與語言的本質等問題。
[關鍵詞]翻譯哲學;哲學;哲學分支學科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18X()02-0061-05
喻鋒平(1975—)，男，湖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研究生，江西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翻譯學。(江西南昌 330022)
本文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度項目“譯學研究范式轉換的辯證思考”(項目編號:YY1012)的階段性成果。
在哲學和翻譯研究相互影響和促進的過程中，“翻譯哲學”概念也開始出現在哲學和翻譯研究領域。盡管這一概念早已產生，但“翻譯哲學”卻始終沒有像哲學中的“教育哲學”、“政治哲學”或翻譯研究領域中的“翻譯學”、“文化轉向”等為人們所認可和接受，反而曾一度被指責為是一種庸俗的概念，處在一種尷尬狀態，即使偶爾出現在一些研究者的論述中，但著墨不多，缺乏深入細致的研究。本文試圖在梳理中西哲學和翻譯研究史中相關“翻譯哲學”概念的論述基礎上，通過比較和分析不同時期中西翻譯哲學概念的內涵差異，從哲學的角度對翻譯哲學概念進行辨析，說明翻譯哲學的性質和學科上的歸屬，從而有助于我們更好理解翻譯研究中的哲學觀和哲學中的翻譯觀。
一、 中西翻譯哲學概念綜述
二、
雖然中國古代先哲的一些觀點和論述成為中國一些翻譯家借鑒的理論來源，但并沒有直接稱作“翻譯哲學”的說法。和哲學這一詞出現在晚清相比，翻譯哲學在中國文獻中的出現時間更晚。國內最早的“翻譯哲學”概念是由范守義在1985年提出[1]，但他并沒有做出詳細解釋，而是綜述五十年來譯界對翻譯標準、方法和風格問題的諸家見解，即“翻譯哲學”實質上等同于“翻譯理論”或“翻譯觀”。這種模糊的態度，不久又在許淵沖的論述中出現。1987年，他在講座中直接指出，“其實，我所說的翻譯哲學就是翻譯理論。‘認識論’只是談論我對翻譯的認識;‘目的論’只是談論翻譯的目的;‘方法論’只是談論翻譯的方法”[2](P79)。
國內第一次對“翻譯哲學”概念做出理論化的解釋的是張澤乾先生。他說:“在結構上，翻譯學包括翻譯哲學、翻譯理論、翻譯史、翻譯技術科學和翻譯實踐五個有機結合在一起的組成部分;翻譯哲學主要是指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論與認識論(物質觀、運動觀和時空觀)以及現代系統科學的系統觀與方法論，它們是翻譯學的指導思想與理論基礎。翻譯理論是翻譯科學的核心，在翻譯哲學、翻譯實踐間起著承上啟下的貫通作用。”[3]張今也認為:“研究一般翻譯和文學翻譯所遵循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就是翻譯哲學。翻譯哲學是翻譯理論研究的指導思想。”[4]P17兩人不約而同地把翻譯哲學定義為翻譯活動中所遵循的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并將之與翻譯理論區別開來。
十年后，黃忠廉受柯飛《關于翻譯的哲學思考》一文啟發，認為“翻譯哲學是系統化和理論化了的翻譯觀。……翻譯觀提供了怎樣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翻譯問題)的一般指導原則，這就是翻譯的方法論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翻譯哲學是翻譯觀和翻譯方法論統一于其中的一個理論體系。”[5]
哲學家討論翻譯問題相比翻譯家借鑒哲學理論研究翻譯的要少，直接論述“翻譯哲學”這一概念則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劉邦凡從哲學研究的角度批判黃忠廉先生的“翻譯哲學”定義，認為“黃先生的提法盡管有很多開創性的可取成份，但我們認為較為籠統而粗糙，或多或少有模擬馬列哲學對哲學定義的跡象。”在他看來，“翻譯哲學不是簡單的翻譯加上哲學，翻譯哲學有兩個研究對象:一是翻譯，二是翻譯理論。”從哲學的角度來定義翻譯哲學就是“關于翻譯和翻譯理論的精深分析及其總的一般看法”。“翻譯哲學的基本問題是譯者思維與文本之間的關系問題，其根本任務是確立譯者思維與文本、譯者與原文之間的關系。”[6]
不過令人奇怪的是，無論是翻譯界的黃忠廉先生還是哲學研究的劉邦凡先生，在發表各自對“翻譯哲學”的定義后，都沒有再次對翻譯哲學發表過新的更深的見解。直到六年后，哲學界的李河、單繼剛，譯界著名學者楊自儉才從各自研究的視閾對“翻譯哲學”提出新的看法。楊自儉站在翻譯學學科建設的高度，進一步深化了以前翻譯研究者對翻譯哲學的定義，認為“翻譯哲學是用哲學思想研究人類翻譯活動本質屬性的翻譯學的最高理論層面，它從社會發展和精神家園建設這兩個方面的需求思考翻譯學的建設和走向問題。具體來說，翻譯哲學就是關于翻譯學的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和方法論的學問。”①
與翻譯研究者贊成翻譯哲學概念的看法不同，李河批評學術研究中的“庸俗態度”，批評“一些對哲學的‘創造性’與‘庸俗化’之區別缺乏恰當意識的人喜歡給隨便什么話題加上哲學包裝”，產生所謂的“吃飯的哲學、企業哲學”等近乎偽哲學的說法。因此，他“堅決拒絕使用所謂‘翻譯哲學’或‘翻譯學’這類花邊式的標簽，因為這種庸俗的命名方式會從一開始就遮蔽‘翻譯’與‘哲學’的真正問題關聯。”[7]同樣是從事哲學研究的單繼剛則認為，在翻譯何以是個哲學的話題的追問中，李河教授的擔心不無道理。但若從研究的方式、角度和層次來區分，“既然哲學和具體科學的對象無所不包，而對這些對象的研究又分為哲學和具體科學的方式、角度和層次，那我們就應該承認，既存在翻譯哲學，也存在翻譯學。前者是對翻譯的哲學方式、角度和層次的研究，后者是對翻譯的具體科學方式、角度和層次的研究。”考慮到“名”和“實”是一種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生成的關系，既能一“名”多“實”，也可以一“實”多“名”，因此“我們可以用‘翻譯哲學’這個‘名’來指‘從哲學角度對翻譯話題進行的研究’這個‘實’。”“模仿康德對批判哲學的界定方式和伽達默爾對哲學解釋學的界定方式，我們大概可以說，翻譯哲學追問的是‘翻譯何以可能’的問題，研究的是翻譯的條件和限度。”[8]
與中國翻譯研究領域相比，西方譯界很難找到“翻譯哲學”這樣的說法。筆者以translation philosophy和the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為關鍵詞在互聯網
上通過谷歌搜索，直接關聯的詞條很少。而搜索國家圖書館以及施普林格(Springer-Verlag)電子期刊，都找不到以translation philosophy為主題的文獻。國外直接使用translation phi-losophy這一名稱的是圣經研究組織網站上，圣經英語標準譯本 (ESV)所遵循的翻譯原則(translation philosophy)基本上是直譯，它盡可能尋求得到原始文本的精確詞義和每一圣經作者的個人風格，著重于“詞與詞”的對應，尋求原始文本的透明度，讓讀者盡可能地看到原始文本的結構和意義。而其他一些版本的圣經翻譯則是采用“意譯”(thought-for-thought)的翻譯方法。此外，“translation philosophy”有時也直接出現在一些翻譯公司或組織的網站上，但從其隨后的內容上來看，與上述圣經翻譯組織對該概念的理解基本相同，即“translation philosophy”是指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遵循的原則或所使用的翻譯策略方法。顯然這些出處的“translation philosophy”并不是我們理解的翻譯哲學，而是指翻譯原則或方法。
那這樣看來，真如劉邦凡先生所說，“翻譯哲學不是舶來品，而是一個地道的中國貨”嗎?這似乎與西方哲學龐大的體系和強大的影響力不相符合。若撇開這一名稱本身，而從翻譯和哲學的關系，即翻譯研究中的哲學和哲學視閾中的翻譯問題來考察西方哲學和翻譯研究領域，那么相關論述就可謂是汗牛充棟了。很多西方大哲學家都談論過翻譯的問題，試舉幾例:
“翻譯過程本質上包含了人類理解世界和社會交往的全部秘密。翻譯是隱含的預期、從整體上預先把握意義以及如此被預先把握之物的明白確立這三者的不可分的確立。(伽達默爾)
哲學的原點是翻譯或可譯性論題。(德里達)
把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是一種語言游戲。(維特根斯坦)
翻譯的不確定性。(奎因)
與哲學家論翻譯相比，西方翻譯研究者論述哲學和翻譯問題的系統研究和分析相對少很多。據朱湘軍研究，到止，國外僅有Translation and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A. Benjamin， 1989)，Meaning and Translation： Philosophy and Linguistics Approaches(F. Guenther，1978)等少數幾本全面探討哲學與翻譯關系的專著，以及談論某種哲學思潮對翻譯的影響的散論，如G. StEiner論述The Hermeneutic Motion(After Babel，1975)，Gentzler對Deconstruction的解釋等(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1993)。筆者在研究中發現，相關論著還應包括論文集Translation： Literary， Linguistic，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1984)和Anthony Pym()的重要論文Phi-losophy and Translation。Pym可以說是西方綜合研究翻譯和哲學關系的集大成者。雖然他沒有提出翻譯哲學的說法，但他全面考察了翻譯和西方哲學相互影響的歷史，指出哲學理論和翻譯研究的相互關系分為三種:翻譯作為哲學研究的例證、哲學作為翻譯理論化的權威、哲學理論的翻譯。但在目前翻譯研究哲學途徑中卻存在胡亂挪用、濫用哲學話語的現象。有的翻譯研究人員為增強理論的權威性，常不必要地羅列一些哲學家的名字和觀點，而不管這些哲學家的真實意圖。因此在哲學和翻譯研究領域還需要進一步對話和溝通，翻譯研究者應該更多地關注譯者的翻譯實踐和理論，采用自下而上的思考方式。[9]
二、比較與思考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中西在“翻譯哲學”概念的探討上表現出明顯不同的特征，最為突出的就是“翻譯哲學”概念確如劉邦凡所說，是個地道的中國學術用語。并且，國內哲學家和翻譯研究者都試圖對該概念定義，表現出與傳統學術研究印象式評點不同的方式，有很強的理論意識。但在定義的方式上，哲人和譯家又存在明顯的思維方式的差異。國內翻譯研究者對哲學概念的定義都無一例外是借鑒或模擬某一哲學觀的定義方式，把“翻譯哲學”定義為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這種方式的定義顯得空泛，內涵很少，就如我們說哲學是系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一樣，既沒錯誤也無法驗證，也反映了翻譯研究者在哲學思維方面的不足。另外，不少翻譯研究者給出的定義都把“翻譯理論”和“翻譯哲學”混淆在一起，這好比把“理論”等同于“哲學”，其錯誤也是不言自明的。
哲學研究者則沒有簡單套用某種哲學的定義模式，而是從哲學的角度透視翻譯問題，嘗試對翻譯哲學的研究對象、方式、角度、層次以及與哲學與具體科學的關系等方面進行分析，在定義翻譯哲學概念時能認識到“名”與“實”可能是不一致的。
西方哲學和翻譯界并沒有翻譯哲學的概念定義，但卻有眾多的哲學家談論翻譯話題。若從哲學和翻譯的關系來比較，同樣可以發現中西在研究內容和方式上的異同。
從哲學的角度進行翻譯研究這一向度上，中西都有大量的借鑒某個哲學理論說明翻譯現象的案例，這也是哲學進入翻譯視野最常見的一種途徑，其源頭都可追溯到古代的先賢。如西方的哲羅姆、賀拉斯，中國的老子的哲學思想都成為后期翻譯研究中尋求權威支持的源流。近現代時期，中西翻譯研究中借鑒最多的則是西方的語言哲學，如索緒爾的結構主義理論、洪堡的語言世界觀，以及解構主義、闡釋學等等。有的則是專門論述某個哲學家的翻譯思想，如劉介民《德里達翻譯哲學的解構傾向》、仲偉合《翻譯就是征服——尼采的翻譯哲學》、李德超《翻譯理論的哲學探索:奎因論翻譯的不確定性》。還有研究者從哲學的層面追問翻譯的問題，思考翻譯研究的哲學途徑。如上文提到的F. Guenther(1978)和 (1984)，以及Anthony Pym最近的論述On Empiricism and Bad Philosophy in Translation Studies();國內潘文國《譯學研究的哲學思考》;柯飛《關于翻譯的哲學思考》;張柏然《當下翻譯理論研究的兩個向度》等等。
在翻譯作為哲學研究案例這一向度上，中西研究者都一致注意到“翻譯不在傳統西方哲學話語中”。 Pym指出在古希臘羅馬哲學話語中幾乎找不到“翻譯”的概念。歐洲從希臘文化中獲取哲學思想，從希伯來文化中得到宗教理論，可以說歐洲文化完全是建立在翻譯的基礎上，但卻竭力掩飾這種翻譯的起源，有著深厚的種族中心主義意識。因此，翻譯在哲學領域中的寂靜現象應在翻譯的外部尋求解釋。原因之一是來自政治上的打壓。哲學家并不是常常處于權力的上風，而在西方歷史上新思想的創立和傳播都是非常危險的行為。這可以解釋為什么西方大量哲學著作的翻譯都是匿名的，許多譯本都找不到原本。另外一個原因則是由于古代西方的語言神學等級觀。最上層的是神的語言如希伯來語、阿拉伯語、希臘語等;中間的是啟蒙的語言，主要指拉丁語;然后才是最底層的世俗語言，如英語、法語、德語等。那時的翻譯都是單向性的，把神圣的語言文本轉換成世俗的劣等語言文本，啟迪世俗的人。因此在人們眼里，不僅翻譯是低劣的行為，譯者同樣也是低人一等，更不說要對翻譯進行理論化的思考。[9]
朱湘軍同樣認為“翻譯一直被放在哲學的視角之外”，有其內因和外因，即譯者的卑微地位和外在的文化政治上的掠奪和征服思想，導致翻譯中對原作的“一筆勾銷”，甚至直接署名來占有。“這種翻譯導致西方思想成了無本之木”(海德格爾)。只有當人們意識到世俗
語言的重要性，重新評價世俗語言時，翻譯才真正成為人們嚴肅思考的對象。“翻譯的真正興起是在文藝復興，從哲學的視角對翻譯的評頭論足也即從那時開始。” [10]
當前翻譯研究中，眾多研究者關注的重點是第一種向度，即從哲學中尋求權威支持，服務于翻譯研究，而思考翻譯和翻譯研究對哲學等領域的影響這一向度上的研究卻不多。可以說，Pym對翻譯和哲學關系的研究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國的郝林也認識到了這一問題，提醒研究者要“等量齊觀的重視從翻譯的方面探討‘神學、哲學、美學、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等’的‘前提、可能性和局限性等問題’”。翻譯作為一個哲學問題，“對于20世紀西方聲勢浩大的形而上學大批判運動產生啟示意義和推動作用”[11]。而這一向度的研究也同樣給我們審視翻譯哲學概念以啟迪，翻譯能成為一個哲學問題，翻譯哲學應該從哲學的角度來定義。
三、概念辨析
以上論述已經很明確地指出，翻譯 哲學是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從這個意義上如要領悟“翻譯哲學”概念的內涵，就應把它作為哲學來討論。因此我們必須先要了解哲學的定義。現實情況是，盡管哲學歷史悠久，但如要對哲學概念進行規定，“哲學是什么”這個問題，至今尚未有終極的答案。我們可以找到很多以哲學命名的著作，各種詞典里也有不少解釋哲學的條目出現，比如，Philosophia(哲學)按其希臘語本義而言，是指愛智慧、追求真理。漢語中，“哲”的基本含義是“明智、明理、明道”，彰顯被遮蔽的智、理和道，哲與學兩個詞合在一起即是使被遮蔽的理和道以系統化、理論化的形式顯明出來。這表明哲學是對本源意義上的真理、共性、道的追求活動，是一種形而上的思考和探索。黑格爾認為:“哲學是一種特殊的思維運動，哲學是對絕對的追求。”而對于康德來說，哲學是一種理性的活動，而不是一種靜態的知識系統。“哲學只是一種可能科學的觀念，我們可以通過不同的途徑來努力接近它。我們所說的不是哲學本身，而是如何進行哲學思考。”[12](P750)愛因斯坦這樣談論哲學:“如果把哲學理解為在最普遍和最廣泛的形式中對知識的追求，那么，哲學顯然就可以被認為是全部科學之母。”毛澤東則認為這樣是方法論，關于思想的思想，是全部思想的關鍵。
但這些都僅僅是哲學歷史中某家某派對哲學的見解，不可能以一種哲學思想代替全部哲學，因為真正的哲學問題不僅沒有終極的答案，而且永遠也不會過時。哲學就表現為過去、現在和將來人們面對共同的哲學問題而采取的不同的解答方式。因而這種多樣的概念界定不影響我們在今后進一步提出各種新的答案，回答“哲學是什么”的問題。同理，我們也可以對“翻譯哲學是什么”的問題嘗試給出自己的解釋。
我們認為，“翻譯哲學”同“ 教育哲學”、“ 政治哲學”、“ 藝術哲學”等一樣，是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是論述翻譯中出現的哲學問題，從哲學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論上對翻譯及翻譯研究進行考察，追問翻譯和翻譯所涉及的意義與 語言的本質。
盡管這樣表述翻譯哲學的內涵依然不能也不可能是一種終極的回答，但至少我們可以解釋清楚，翻譯哲學在學科歸屬上，是屬于哲學的領域，這不同于翻譯研究中的從 經驗 實踐中 總結出來的翻譯理論，也不同于哲學途徑的翻譯研究。翻譯實踐、翻譯研究需要哲學指導，甚至翻譯教學也需要哲學來提供方法論的指導，但這都不能叫做“翻譯哲學”，因為關于翻譯的哲學思考究其本質只是思考著操持某種哲學理論與評價翻譯及其理論而已。
其次，翻譯哲學的研究對象既是一切翻譯活動本身，還包括從翻譯實踐的經驗歸納得出的翻譯理論。與翻譯研究中的理論訴求不同，翻譯哲學可以說是通過追問經驗何以可能而進行的形而上的思考，是經驗的經驗，按亞里士多德的話說，就是“思想思想”，其所得即是“純粹的思”。
最后，翻譯哲學考察翻譯及理論研究，是一種哲學意義上的考察，是從翻譯的角度對世界本真、終極真理的一種追問。通過在哲學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論層面認識界定翻譯，我們進一步了解世界，了解主體的人自身，獲得心靈的慰藉。追問本質，不斷反思是哲學的特征，也是翻譯哲學的特征。這也使翻譯學和翻譯哲學從本質上區分開來，正如政治學關注權力的轉移，而政治哲學對權力何以能夠出現并成立更加關心;藝術向人們展現美的魅力，卻不曾說明這魅力的由來;而藝術哲學則追問美的本質和意義。雖然翻譯學也需要以某一哲學或哲學觀為其建構的理論基礎，但作為具體科學的翻譯學只是翻譯哲學研究的基礎，兩者是相互促進的關系。具體科學的進步推動著哲學的 發展，而哲學為具體科學提供更深層次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
翻譯哲學作為不算新的新概念，已經伴隨著哲學和翻譯研究兩大學科的相互影響而逐漸受到越來越多的翻譯研究者的注意，哲學對翻譯的本體性的追問正在擴大著它在翻譯領域的影響范圍，畢竟思想和 文化是沒有地理界限的。我們也希望國內對翻譯哲學的探討能“走向世界，使翻譯哲學國際化”[6]。如確要給翻譯哲學找個相對應的英文詞語，我們建議用The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理由是翻譯哲學屬于哲學領域，用英文的介詞of可以說明這種分類關系，不用Translation Philosophy是為了避免與 英語標準版圣經翻譯者提倡的“翻譯原則”(Translation Philosophy)相混淆，而不用Translational Phi-losophy則是要區分“翻譯哲學”和“翻譯的哲學”，后者給人以只局限于談論翻譯或翻譯的方法的嫌疑。
注釋:
①摘自4月20日楊自檢在華中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座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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